后哲学文化视野中理查德·罗蒂的“小说”伦理

[摘要] 后现代的反讽哲人理查德·罗蒂宣布“后哲学文化”是“文学文化”。小说被认为是近代以来反抗宗教教权主义、以及批判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小说阅读”逐渐取代宗教崇拜与哲学式沉思。在罗蒂的“文学文化”当中，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最佳形式。在社会公共维度，小说能够有力地反抗或揭示政治制度中残酷，减少社会中的人情冷漠，创造人类团结；在私人领域，小说阅读给人们提供了自我创造、自我描述的新可能性，并激发人类对美好生存方式的想象。在后哲学文化当中，宗教、哲学、科学，及文学等都是人类谈话当中的多种声音，小说阅读有利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帮助人们认识到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自我和语言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上，罗蒂倡导小说的阅读伦理，并强调小说阅读是当代人类精神教育和教化心智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 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   哲学家  小说家    小说伦理

理查德·罗蒂是当代著名的反讽哲人。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称得上是罗蒂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一。后哲学文化的哲学在罗蒂看来类似于文化批评或文学批评，哲学家或批评家可以自由地评论任何东西，参与各种各样声音的交谈，“对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作比较研究”。[①] 而小说作为“资产阶级的史诗”（黑格尔），比较鲜明地表达了后哲学文化的众声喧哗；小说作为“这个时代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施莱格尔）[②]，最集中表现了后哲学文化的反讽精神。曾属于分析哲学阵营的哲学家罗蒂对小说和其他叙事形式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他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书中明确提出“放弃理论、转向叙事”[③]。现代小说对促进人类团结、为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文化提供希望和梦想等方面，可谓意义重大。文学（尤其小说）是反对哲学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罗蒂在阅读艾柯小说《福柯的钟摆》时说“艾柯一定是在对某些科学家、学者、批评家和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嘲讽”。[④]  

小说还是民主的典型体裁，它跟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密切相连。罗蒂赞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奥利弗·施莱纳（Oliver Schreiner）[⑤]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⑥]的小说作品向我们详细地展示了从前被我们忽略的人群所遭受的各种痛苦；像肖代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⑦]、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纳博科夫（Nabokov）他们的小说则详细地揭示出人们做过的种种残酷行径，从而提醒人们重新描述自我。”[⑧]小说等叙事艺术的阅读促进人类团结，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更多有趣的想象，让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产生更有效的对话与沟通。

罗蒂对小说或叙事艺术的重视，回应了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的“伦理转向”（the turn to ethical），哲学家和理论家重新审视小说等文学形式的伦理属性对当代哲学、政治哲学及伦理学自身的意义与贡献。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中提出伟大的小说家堪称现代社会的“伦理教师”和“思想家”，“有一些道德观念只能通过小说才能被充分表达，所以这些小说的研究隶属于道德哲学”。[⑨] 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中强调文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或修饰品，文学有足够潜力为人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特殊贡献。她强调小说是当代文化中最普遍、最有生命力、以及最具道德严肃性的文学形式。小说可以使读者以全新角度看待世界，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哲学、伦理学和其他社会学科所无法取代或忽略的。“小说号召我们去解读隐喻。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得更多，小说自身就表现得像一个隐喻。它建议用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去看待世界。它将事物看出就像这个故事一样，而不是以其他社会科学推荐的方式来看待事物。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我们不仅仅得到了一些具体的图景，按照它们去想象这个特殊的世界，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我们获得了一种对待我们自身的一般性情。”[⑩]

国内学者刘小枫则在《沉重的肉身》中阐明了小说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自由主义政治的伦理关系。他区分出“叙事伦理”和“理性伦理”，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叙事伦理”考究生命真实意义，关注个体命运与生存意义；“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伦理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在现代社会，叙事纷然，……叙事艺术（小说）的发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11]“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12] 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并流行，并逐渐使小说家取代哲学家或神学家；叙事艺术与小说阅读提供了一种现代伦理观和生存理念是现代哲学与科学所缺失的。刘小枫认为，在生存道德的迷雾中和个人成长过程之中，人们需要小说。

一 、走向后哲学的文学文化

罗蒂认为西方文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宗教阶段，人们希望从上帝那里获得救赎；其次是形而上学阶段，救赎的希望被寄托在哲学上；第三阶段即后哲学（后形而上学），人们希望从文学中得到救赎。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是去发现表象世界背后永恒不变的实在：上帝、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文学则超越了宗教与哲学阶段，因为“通过进入一种与极为强大的非人类位格的新关系，一神论宗教提供了救赎的希望……对哲学来说，信念是本质的。通过哲学的救赎，就是获得以真实存在方式再现事物的一系列信念。最后，文学通过创作尽可能多地以人类熟悉的形象来提供救赎”。[13]文学的救赎按照人类想象力不断触及当前自身限度而获得。##end##

在后形而上学的文学文化中，罗蒂希望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毫无限制地阅读各类文本：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和历史的等所有可能具有道德相关性的，并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的书籍。人们通过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思考并体验着生存形式的差异；通过阅读和诠释陌生的文本与作品，人们越来越来摆脱浅薄的人类中心主义，反讽地承认自己语言和社会形态的偶然，对其他文化传统保持开放宽容、敬意和虔诚，并能够与异文化或异种族的他人们平等地对话或礼貌谦逊地交往。

放弃了宗教文化中对神圣意志的顺服，结束了哲学文化中对真理和实在是什么的探究，文学文化使人类承认自己生存的有限性，除了人们相互依赖、相互团结，人们只有拿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拿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权衡来成就自我。小说不断给予人们重新描述自我的机会，不断重新规划决定人生意义的脉络与目标。昆德拉说，一直统治着世界并为其划定价值的等级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小说的兴起或叙事伦理的兴起伴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伦理观的弱化，小说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学体裁，这跟它促进人们的道德反思，修正或调整道德规范或传统习俗的职能分不开，“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14]

伴随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小说在现代性历史进程当中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及非凡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4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如薄伽丘、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等。而小说真正成为一种现代的文学形式，在英国则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为肇始”。[15]小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伟大的小说家和小说作品宛若群星，英国的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俄国的屠格涅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的小说作品讴歌或再现人性的美丽或丑恶，抨击社会的不公正和邪恶现象，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以及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捍卫，对穷人或弱势群体的关怀……人道主义在现实主义小说当中得到最充分、全面和深刻的描述和表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如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或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除了继续现实主义的主题或思想，更是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主题及思想内容上取得更大的突破与创造。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现象之一，它是最重大的现代性伦理事件之一。小说的繁荣和成是17和18世纪曾经鄙夷小说是低级粗俗叙事形式的哲学家们所无法预见的。小说的发展和西方现代文化是齐头并进的。“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了塞万提斯从而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16]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小说一直对被现代哲学与科学遗忘的人类存在进行探究。昆德拉看来，现代的奠基人不止是笛卡尔，还应该有塞万提斯。“人生的意义问题由小说家，而不是由神学家或者形而上学家来回答，表明人生意义的证明由神义论变成了人义论”。[17]

后哲学的文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文化，罗蒂试图以文学代替宗教和哲学。“小说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18]在罗蒂的诗化后哲学文化中，文学批评和小说阅读在伦理意义上，可以取代从前的宗教布道或哲学沉思。

在罗蒂的文学文化当中，生存意义的获得与道德准则的成长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往仅仅关注的大写的善与真的问题，罗蒂认为这不足以满足我们关于自我创造与教化的要求。他建议人们最好成为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哈罗特·布鲁姆（Harold Bloom ）式的道德自律者，或具备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所说的良好“阅读伦理”。 美好的生活方式或救赎的真理的答案，既不在与非人类的位格或神明的“崇拜”关系中，也不在与哲学命题、知识的再现或符合关系中，而是在与藉由人创造的作品（诸如文学、音乐、建筑和绘画等）阅读与诠释关系当中。“这些人工制品为不同的做人方式提供了意义”[19]，并让人意识到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使人放弃宗教与哲学的前提：救赎必须建立与非来自外在于人的某种东西的单向服从或再现符合联系。罗蒂认为，知识分子或文学家成为道德的顾问或典范，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发现真理的特殊途径，而是因为他们博览群书、经验丰富、谦恭教化，通过持续不断的阅读，不停地将不同的作品放置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修改人们的阅读书目和经典范围。小说家通过描述或创造丰富的叙事使阅读者熟悉更多生存方式，并考虑去冒险创造尽可能多样化的生存。

二、哲学家与小说家

哲学家与小说家的对立体现了理论与叙事的对立。哲学家将发现真理的本质和牢固的基础视为己任，而把叙事看成次要的，因为叙事关注着特殊性和偶然性。他们或者指责小说家是非理性的或非科学的；或者批评他只专注于精彩的虚构，而毫不考虑客观准确；或批评小说家的作品只是文人的感伤和滥情，“对于与法律和公共审判相关的公正性与普遍性，文学想象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20]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声讨戏剧家和诗人诋毁神明、他们的作品迎合公民的低级情感、败坏城邦道德，最后他建议将诗人驱除出理想的城邦。伟大的启蒙哲人康德曾对当时小说阅读的流行进行严厉批评，“他的话多少直接呼应了柏拉图，……文学要求人带着同情，住在一个虚构世界里。康德说小说阅读是坏的，它因为纯粹虚构的原因而产生热情的同情，而我们应该在真实世界中冷静决定我们的道德责任是什么”。[21]康德使用“癫狂”这个词来形容小说的阅读，表现出崇尚严谨和以发现真理为己任的哲学家对小说家的蔑视和偏见。

而小说家则更重视叙事胜过理论、喜欢“说服”或“感染”胜过“论辩”或“证明”。只有当理论能够和叙事一样“暗示而非宣称、建议而非论证、提供含蓄的而非明确的劝说”时，当理论和小说一样“改变我们待人待己的举止，甚至对待全部事物的行为举止”[22]时，理论才是有用的，理论才不会单单是说教。罗蒂认为“我们所有的哲学家身上至少都有一点苦行僧侣（牧师）的气质。我们都追求本质并且都共同具有偏爱理论而排斥叙事”。[23]哲学家们坚持本质主义倾向，以理论代替叙事，希望把所有具体的故事抽象化为一个为大写真理或实在提供基础的宏大叙事，聚焦于一个普遍的道德准则。“本质主义在许多领域都有硕果累累——最显著的是帮助人们看清繁杂的运动背后优雅精确的数学关系，以及混乱的宏观结构背后清晰明了的微观结构。但是当我们把本质主义运用到涉及人类事务上时，比如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我们已经逐渐对本质主义产生怀疑”。[24]所以，罗蒂认为哲学家对待人类世界的方式，即以哲学本质主义的抽象和普遍性来取代叙事艺术追求的偶然和多样性，是自欺和不诚实的。

与“苦行牧师”对实在、真理与本质的痴迷相比，小说家们形成了别样的气质和品性：沉醉或迷恋于细节、视角与偶然。“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不同。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欧洲的失败之一就是从来都没有理解最欧洲化的艺术——小说；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又没有理解它巨大的知识与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25]小说家的作品总是与确定性相矛盾，小说家总是不断地拆解和颠覆由哲学家费尽心思编织的结构或体系。小说是反讽的艺术，小说中的反讽让人难受或不安，是“因为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26]比如劳伦斯·斯泰因（Laurence Sterne）在小说《商第传》（Tristram Shandy）中调侃和讽刺了哲学家洛克的再现主义的认识论的荒谬、以笛卡尔和洛克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自负。斯泰因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幽默和爱开玩笑的人，并秉持“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个个大的玩笑”的信念，“通过逗趣，他们向读者暗示矛盾、使他们参与谜语、诱骗、含混和慈爱。”[27] 小说家与哲学家间接地开始了一场对话和竞赛游戏。“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建立在莱布尼茨那句著名的话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没有一件存在着的事物是没有理由的）。被这一信念鼓舞的科学带着热情审视一切事物的‘为什么’，以至于一切存在似乎都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可以计量的”。[28] 哲学家热衷于将世界抽象化为一个简约的、准科学的可操纵与可计算的对象，而人的具体和丰富的存在皆被遗忘。而小说家却总是因为强调偶然性而超越在因果和规律，他总能够回答人的存在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以及美好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的？人的生存的偶然性是不可计量的，也无法用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和表格去衡量；小说家显示出偶然性存在于因果关系断裂之间，思想和生存的反讽、偶然随机、散漫闲适之中。

小说家强调事件描述的多样性，小说家能够在各种差异性的描述之间从容应付、游刃有余，并总能够在不同语境当中及时调整自我，而不会像理论家那样试图寻找诠释一切意义的普遍和终极性单一语境，或发现一种准确客观的描述而将其他的描述排除在外。“在想象的未来社会中，没有人渴望上帝、或大写的真理、或者事物本质是在他们这一边。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中，没有人盼望比快乐或者痛苦更加真实的东西，或者人们肩负着一个超越追求幸福的责任。一个民主的乌托邦作为一个社群，它主要的理性美德应该是宽容和好奇心，而不是追求真理。”[29] 人们在这个社会文化中，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并为差异性而欢呼喝彩，持此观念的人数越多，差异性越突出，情景越狂欢化，事态就越好。

罗蒂和昆德拉把小说等同于“民主的乌托邦”。小说家强调多元性与差异性的意义在于：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担当从前神学、哲学或者科学的监督角色，而且神学、哲学、科学与文学都是彼此平等、相互影响的人类声音，每个声音都是人类谈话当中的一种独特声音。罗蒂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独自代表全部真理；任何人也都无法具备超越所有视域的上帝之眼，所有的人只代表他自己，在这个由偶然性和历史性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中，个体都是彼此平等的居民，人人都有权利被人理解，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干涉别人的理解，或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他人之上。

而“人总是希望在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的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30]这种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思维，意味着它无法接受最高审判官的缺席，并由此而导致的相对主义对追求事物本质的放弃。小说家认为，相信一个人能够比另外一个人更接近某种非人的实在，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更有意义的任务是嘲笑愚昧，发现愚昧不但不会自然而然随着科技、现代的进步而消失，反而可能会与进步同步。 对昆德拉来说，“永恒和历史性是两个同样的滑稽的本质主义概念”。[31] 小说家赞同人类事务相对性，就是放弃“苦行牧师”试图去逃避时间性和偶然性的努力，小说家更愿意去期待和创造更多新的风格和类型、创造新的品味，努力避免哲学家尝试逃避偶然性和历史性的自欺行为。

小说无法耗尽它的可能性，就像人类无法穷尽他们对幸福的期盼。所以小说家面临的问题是：“为了彼此相处融洽，我们能做什么？为了彼此融洽相处，我们将如何协调事务？为了更好地满足每个人被别人理解的权利的要求，我们将如何改革制度。”[32] 后哲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判断使用的词汇与术语大多来自小说的叙事中，而不限于宗教或形而上学词汇。对罗蒂这种反哲学的哲人和昆德拉这样强调反讽的小说家来说，小说家不仅仅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和类型，小说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的、某种宗教的、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抵抗、反叛和挑战同化，努力使人们警醒并意识到由于自我中心主义导致的自负和愚昧，以及尽力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导致的人间残酷。

罗蒂认为：“当代西方常常以充分的理由，被证明是种族主义者、男性至上和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最根本原因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但是罗蒂又指出，感谢小说艺术的存在，西方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极其担心成为种族主义、男性至上和帝国主义者，担心变得欧洲中心主义、狭隘意识和理智上的狭隘。这种文化很清楚它自己残忍的狭隘，或许因此而更加警惕这种狭隘，更清楚多样性的益处，这点超出我们有过记载的其他文化。”[33] 罗蒂认为，这种对多样性的敏感，对难以避免的狭隘性的警惕，更多归功于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小说家最擅长描述刻画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小说增加了人们对差异性的包容，增强了人们与不同类型、不同社群与文化中的人们的相处能力。努斯鲍姆以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为例证明了这一点，阅读“使我们接受了我们自身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阶级成员的平等人性，使我们接受了工人是活生生的主体，具有复杂的爱、渴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小说使我们把他们的贫困，他们受压迫的工作环境和这些情感、渴望联系在一起。”[34]

小说家最擅长刻画描述被哲学与科学所遗忘的人的生存自身。昆德拉认为近代以来小说家已经在小说作品当中把哲学家讨论过的所有关于存在的主题一一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35] 哲学家们认为人们穷尽了人们所有可能性，而小说家则不这么看待。小说家认为文化是一种没有限制和终点的冒险，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式游戏，人们需要保持持久的好奇心去想象可能出现的各种新的、有趣的叙事类型，并记录下新奇的生活及乐趣；小说不能穷尽世界和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小说家不会去提供一个基础性或终极性的叙事，它永远在重新描述人们生活和世界，关注着生命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并且不断刷新人们当下想象力的限度，激发人们走出自我的中心，憧憬未来的热情，从而为促进人类团结、人类平等与自由而努力。

三、小说阅读与个人的精神成长

罗蒂同样重视小说在个体维度中的伦理意义。纳斯鲍姆将文学视为伦理学核心问题的本质：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类人生？罗蒂则将文学视为人类教化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那么“伦理学的哲人在小说的教化特征中找到了什么？从事教化绝不仅仅是娱乐或欢愉，”[36]它改变阅读者的生活，并增加对他人的体谅和同情，密切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人们读宗教经典和哲学论文是为了避免对人类之外事情的无知，而阅读小说是为了避免自我中心主义。罗蒂眼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是自私狭隘，而是倾向于一种无助于个人精神成长的自欺或自满：“认为已经具备了审慎所需的全部知识，完全能够理解所需要的沉思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它是一种想法：自以为认为已经通晓一切，因此最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37] 罗蒂认为，形而上学常常是导致这种自满和无知的工具，因为它总偏爱简单化、抽象化、或者完全忽略处在特定时间与语境当中的理解、阅读和认知的全部过程。小说作为反讽的艺术，总是将理解、阅读和认知都放置在特殊的时空和语境之中，它不一定直接说出真理，甚至可能隐藏真理，小说总是通过虚构和“欺骗”，让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成长和成熟，学会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并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

小说帮助人们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满和自欺，小说阅读能够提供人们尽可能多的机会去学习在具体和特殊的行动与境遇当中，如何做明智和合理的选择、做到有教养和正派。只有当人们了解受到这些行动影响了一些人，并理解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时，人们才确认他们的行为是否合理和妥当。当人们阅读视为“无神存在的史诗”的小说，放弃去发现普遍的、非人的和超历史的真理与实在时，人们就会开始学会在人们交往当中创造主体之间的团结、认同与信任。“小说很少提供神一般的主人公，…… 大多数小说告诉我们其他会犯错误的凡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做出的骇人举动辩解，如何为他们或痛苦或悲惨或平庸的生活赋予意义。如何平衡我们和他们的需求就是如何把他们对自己和我们的令人吃惊的描述与我们先前对自己和他们的描述平衡起来。道德的完善是获得这种平衡的能力。”[38] 阅读小说就是和生活在同一个或不同世界的个体的秘密交流，小说阅读增加人们对于差异性的容忍。有一些真理只有通过叙事形式来表达，叙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罗蒂在小说和叙事艺术当中为真理寻找立足之地，小说绝不是与真理无关的娱乐消遣之物，这种文体帮助人们意识到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自身携带的道德词汇的偶然性。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理想的城邦中最好的教育方式是音乐，后现代哲人罗蒂则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精神教育和道德修养由小说的阅读来完成是最适宜，小说阅读使得人对陷入冷漠、残酷与自我中心的危险更加敏感。苏珊娜·卡森在《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说：“我们钟爱的奥斯丁的小说会陪伴我们一生。她的小说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并与我们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通过阅读奥斯丁，我们学会辨别是非，取得进步，在开怀大笑中培养同情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39]阅读小说的经历不同于从事宗教与哲学研究，它使得阅读者从一个人整个转变成另一个人，并鼓励每个阅读者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小说总是接连不断地扩展人类的想象力，使存在着各种文化及语言差异的人们通过阅读，有可能分享一段相似的生存体验和时空感受。

精神的成长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精神理念的辩证式自我发展，在罗蒂看来，它更像是个体通过更广泛地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生活方式来不断更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进而把自己改造成为更好自我的过程。小说等文学形式帮助我们获得精神上的成长，虔诚的宗教阅读也曾经帮助我们的先人做出同样的事情。对于信仰宗教的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成长是一种希望：希望和某个神秘或无限的、永恒的非人的实在结合；对于哲学家们来说，精神的成长在于对真理的把握、对永恒实在的沉思的过程。而小说提供的精神成长的途径是这样的：“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把自己在世间的生活看作一件艺术品——有朝一日能够回首往昔，把每件事儿都集中起来编织成某种图案——她的挚爱和她的‘死对头’，她的畅想和她的挫败，年轻时和年老时的自己；希望所有重要的人和事儿都能够集中起来构成为一个关于成长的连贯故事；这是一种实现圆满和自我认知的渴望。”[40]

小说家通过一部又一部小说提供了各种各样差异巨大的生活图景和生存方式，通过阅读各样的生存故事和人生阅历，人们更容易了解自我中心主义的危险性。比起大多数的哲学或理论体系，小说叙事更能使人认真审视自己，审视他所遇见并走进他叙事的每个人物，“通过刻画众多自我中心的人，或把自己当作其中最自我的人来刻画，他帮助读者了解他们需要留意些什么，他们需要担心什么，以及他们可能会期望什么。他用自我中心去对付自我中心，从而实现尼采所称的那种创造性自我克服。”[41]我们想要尽可能不同的创造性自我克服，因为我们面前这样的例子越多，我们就能得到越多的建议去实现这样的可能。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赞扬小说“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42]小说的智慧启发了更多可能让我们尝试新生活，描绘人类关于个人和世界未来的想象，让每个人通过各自的选择，尝试战胜自己，将他们一生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贯穿起来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有所觉悟。

参考文献

1.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2.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Richard Rorty,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 Richard Rorty, The Rorty Reader, edited by Christopher J. Voparil and Richard J.Bernstein, Oxford and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2010

5. Helene Moglen, the Philosophical Irony of Laurence Sterne, Gainesvile: Th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75

6. Peter Johnson, Moral Philosophers and the Novel: a Study of Winch, Nussbaum, and Rort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7.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8. 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与政治》［C］，黄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9. 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C］，王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10. 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M］，张国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 罗蒂，实用主义之进程［A］，《诠释与过度诠释》［C］，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

12.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M］，李伯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

13.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 希利斯 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苏珊娜·卡森，《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M］，王丽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1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1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18. 伊恩 P 瓦特，《小说的兴起》［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9.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20. 奥斯丁，《诺桑觉寺》［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