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谣言看信任危机

摘要：Web2.0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网络谣言的泛滥成为我国转型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谣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降低。透视谣言泛滥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公信力下降、媒体公信力下降以及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等信任危机。在此，应从制度性约束和非制度性约束两方面入手建构信任的社会环境以消除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谣言；网络谣言；信任危机；制度性约束；非制度性约束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其变革、变迁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和阵痛，其中网络谣言泛滥就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失序问题。Web2.0时代，“互动、分享、关系”等概念诠释了一切网络行为。它所倡导的以人为本、草根创新和开放创新的观念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网页、新闻的制造者。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流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信息流通的加速并没有使谣言消失，反而是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力度。网络谣言主要是通过新媒体（QQ、微博、论坛、微信朋友圈、手机短信、彩信……）进行传播。2013年，网络名人、著名网络推手秦火火被警方以“散布谣言”罪名抓捕，紧随其后，“立二拆四”、周禄宝、微博大V薛蛮子等因涉及传播谣言相继落马。我们要看到，谣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降低。我们既要辩证的看待谣言的社会功能，更要反思其背后隐藏的信任危机。

    一、谣言与信任的界定

对于“谣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定义众多，本文选取南京大学巢乃鹏、黄娴的定义：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网络谣言是指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网络使用实体通过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务、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1]

信任，即相信谁，相信什么，它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信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一部分是对维持生活信任机制的信任。[2]所谓信任危机，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人际交往、集体活动以及公共生活等方面因缺乏共同的信任基础或信任维持机制发生动摇、失效而产生普遍怀疑与不信任的困境状态。[3]

二、网络谣言背后的信任缺失

（一）谣言是社会信任的晴雨表

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对社会的扭曲反应，虽然其信息可能是虚假的亦或是真实的，却折射出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但是网络谣言却是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密切相关。##end##

谣言是社会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常见的网络谣言大致表现在：关于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危机事件；对官员、名人等精英的质疑等。自然灾害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物质财产损失，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伤害。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担忧从而致使人们反复咀嚼谣言这块“精神的口香糖”。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开始担忧每日所需的食物里是否含有违规添加剂等。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食物的需求属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当这一基本需求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无疑人们的焦虑情绪将会释放出来。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官方处理得不及时或是不够透明，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至关重要的信息期待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便会转向信任谣言来满足需求，谣言的作用就是让人们相信官方信息的局限性。对掌握较多资源的官员或是名人的质疑则最能激起群众情绪和愤怒。人们对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愤恨情绪在某个事件上无限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转型期社会结构问题：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严重，而一旦掌握大量资源的人不恪守职责时，民众的情绪便会爆发出来。正如卡普费雷的经典观点：“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一切，其中包括谣言。确定性、可控性和安全感、信任感是一切良好预期及稳定行为的心理基础。一旦丧失了这种基础信任，个体就会陷入“存在性焦虑”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应激性反应和非恒常性举动。”[4]谣言具有导致怀疑并终止信任的潜能。郭美美炫富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产生对红十字会的极端不信任，任何有关红十字会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到公众的视野并进行批判和质疑,这分裂了公众与中国慈善组织的关系。

（二）透视网络谣言背后的信任危机

     1.制度性信任故障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谣言是采用另类手段对官方信息进行评估。正是因为官方信息的不透明、不可靠、不完整性，而人们又渴望至关重要却又稀缺的真实信息的时候，谣言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期待。于是，谣言的作用就体现在让人相信官方信息的局限性。此外，谣言还具有削弱对当局的不信任。现在，人们对各种局外人群的怀疑和各种社会核心制度的不信任结合起来了，许多流言都包含着对社会政策的批判。[5]

我国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上与公民的价值期待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往往采取封锁消息、屏蔽舆论、草草应付、不敢公布真相甚至是不敢说真话等方式来应付，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从而使公民更加对政府的执政行为产生怀疑甚至不信任。谣言存在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官方信息的透明度。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人们对权威、准确的真实信息尤为期待和依赖。当政府官方信息不能满足民众这种需求时，便会寻求民间小道消息来追求真相，从而为谣言的产生提供的机会。当官方信息始终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期待时，便会形成一种对政府信息质疑和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谣言的存在让民众质疑官方信息都是为了政治性目的而存在的，是不真实的，不道德的。而比公共危机事件本身更可怕的是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不信任。正如加里·艾伦·法恩所说，对谣言的相信是建立在对社会秩序的不相信基础之上的。一定程度上说，谣言支撑着社会秩序，同时也标示了制度性信任的某种故障。

2.媒体自主性与监督性的缺失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

网络谣言背后体现的也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信任者众，是谓公信。媒体公信力是媒体赢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媒体分为电视、广播和报纸为主的传统媒体和以互联网、移动网络为主的新媒体。人们对媒体的期待应当是社会的“守望者”，力求真实、客观、全面的传递信息，消除屏障，促进社会交流和社会和谐。然而，当今的一些主流媒体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失语和缺位使得媒介公信力不可避免受到伤害。当公众渴望真实信息，并且亟待发泄情绪，而媒体却回应不及时、舆论监督不够导致一再失实，公众便会转向相信其他的信息源继而相信谣言，这无疑使得民众与媒体之间的信任受到极大破坏。当媒体长期自主性和监督性缺失时，公众甚至质疑主流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回应和解释，媒体的辟谣甚至再度变成谣言。本应起到社会情绪减压阀作用的媒体却成为民众眼里谣言的制造者，其背后体现的是民众对权威的质疑和不信任。媒体自主性与监督性的缺失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体系的变化。

网络谣言大多来自网络虚假新闻和蓄意炒作事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民意和民众情绪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源头和制造者。网络上频繁出现的虚假信息和谣言，“金庸被去世”事件频繁发生显示出虚假信息对微博公信力的破坏；以秦火火等为代表的网络推手出于追求高额经济利益，散布虚假信息、制造谣言来诋毁个人、某事件以及某机构某组织从而误导公众，给公众的正常认知和价值判断带来困扰，使得网络上信息真假难辨。而当公众明白真相后，会产生一种信任网络的被戏弄感，一方面，公众渴求从网络获得可靠的信息来源；另外一方面，网络上频繁的谣言——辟谣——真相使得人们对网络的信任被践踏。

3.从信任到怀疑——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

当人们面临的未知领域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陌生人社会”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个体理智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只能信任专家。在网络世界，当人们遇见风险性事件或是事关人们切身利益诉求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倾向于选择专家的意见。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地震预报：“南京6月13日有7至8级地震”、“河南新乡6月13日有特大地震”……而这些消息往往来源于某某权威机构、某某地震局专家。也有一些有关地震预报、食品安全甚至是恶意炒作等虚假信息在经过网络名人、意见领袖的转发后更是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只要在原稿附上某某专家说便能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由于某些个体在信息网络之中所具有的位置，人们期望他们能够合法地获取事实，从而在新闻报道方面成为“诚实的经纪人”。[6]一些恶意谣言的传播正是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谣言叙述者的名誉和声望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一旦被发现他们有散布虚假信息的嫌疑，就会受到公众的质疑。此后每一种话语的出现都会遭到公众怀疑其叙述者的可信性。恶意造谣者或者传播虚谣言的专家或者是有声望的名人最后都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他们的陈述都遭到了人们的怀疑。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从愿意相信到有所怀疑甚至是不相信，体现了在谣言过程中公众与专家系统之间的信任危机。当人们的情绪得到释放、理性回归以后，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专家系统公信力的丧失，更是对互联网信任的脆弱性的哀悼。

    三、网络谣言的治理需注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双重约束

网络谣言所折射出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度降低问题已不容小觑，它包括制度性信任危机，政府、媒介和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谣言得以产生是因为公众丧失了可控性、确定性和安全感、信任感，而这些是一切良好预期及稳定行为的心理基础。网络的存在实现了谣言的迅速传播，但是网络的传播功能并不是原罪，谣言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才是根本，因此，要从根源上扼制谣言的产生就得营造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感。在此，营造和谐的社会信任关系，建构信任的社会环境，消减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可以从制度性约束和非制度性约束两方面着手：

（一）制度性约束

    制度作为社会结构存在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的最基本要求及其内容[7]。制度是一种理性工具，为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确定的结构；制度能够给人以强烈的归属于一个有序、文明共同体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是诱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纽带。这里的制度不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而是指国家或团体为了防范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共同体内部制定的众所周知的规则的总和。社会转型期谣言泛滥折射出制度不健全不、不完善情形下的社会信任度降低。谣言的存在是因为制度性信任的障碍,因此必须强调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制度约束。在此，首先政府要健全相关互联网管理、网络言论等法律法规并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监督、管理力度。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出台就是完善制度的好开端。其次，政府应该做到及时公布信息，澄清社会事实。谣言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这里需要转变决策方式，建立一套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决策系统和机制。而媒体作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桥梁以及第三方代言人也应该协助政府及时、公正客观的报道相关事实。第三，重视社会制度信任的建设，构建社会诚信保障机制。

（二）非制度性约束

非制度约束则应该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方面加以约束。

首先，应该加强公民责任意识和相关道德法律意识的培育。鼓励公民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参与到社会各个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程序当中。同时应加强全民道德教育，培养公民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将公民的权益观念和社会政策紧紧联系起来。

其次，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受共同价值观的影响，通过培育共同的价值基础，从而提高公民对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认同感。社会转型期，民众面对多元价值观的冲突，难免陷入价值观混乱迷茫和非理性的境地，此时，社会迫切需要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文化自觉被有关研究者和管理者认为是提高网络传播自律性的最根本的途径。[9]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面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此时应当对信息进行理性辨别和分析，培养正确的认知观和评价观，做到不轻信谣言，主动辟谣并拒绝制造谣言。尤其是当我们生活在网络文化这个大环境中，更应当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培养文化自觉，理清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为网络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信任环境。

最后，倡导健康的质疑精神。卢曼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一个连续系统中对立的两极，或者他们彼此是功能上的等价物。信任和不信任也是互补的，因为两者都具有减少社会复杂性的功能。[10]信任的错置或是盲目的信任会给公众带来高额的信任成本。因此，应当倡导健康的质疑精神，对于信息应持理性基础上的质疑来对待，而不是对谣言的盲目信任和官方辟谣的盲目质疑，从而使谣言止于理性、止于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