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摘要：纠“左”是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使命。但由于国际舆论和国内形势的影响，毛泽东把“三面红旗”作为在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林彪和毛泽东对三年困难的评价、三年困难的原因、三面红旗的存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随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等问题分歧的公开化，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一场更大的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以使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确保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不应受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改变党的基本理论，应注重调查研究，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时刻把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永无止境。

关键词：三面红旗； 三年经济困难； 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1]140这说明七千人大会与“文革”有着某种联系。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也告诉我们，从1962年开始，包括七千人大会、为度过经济困难刘少奇所主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办法，等等，毛泽东已经很不满了。实际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悲剧，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研究七千人大会与“文革”发动之间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与使命

（一）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

1、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2]26刘少奇十分震惊。实际上，毛泽东对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他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等。他不只一次地指出，这个提法拿现在同将来比，拿中国同外国比，不符合实际。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并最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3]627-632从而人为地轻易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

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和我党影响和震动很大，加上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加重了毛泽东的现实危险感，再就是毛泽东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使他轻易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2、赫鲁晓夫指责“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反右倾”

1958年，毛泽东发起树立了“三面红旗”，即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4]188赫鲁晓夫还建议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认为“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5]422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毛泽东在给王稼祥的信中曾指出，“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在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也说，“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6]391,488加上后来中苏论战的深刻影响，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和苏修对着干”的心理。坚守“三面红旗”，在毛泽东看来，不但是反对国际舆论的需要，而且成为在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把赫鲁晓夫对西方实行三和路线（“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改革措施称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end##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言论，称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比左倾教条主义更危险，要开展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三面红旗”受挫后，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肯尼迪都对中国冷嘲热讽，说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大跃进”破产了，中国政府也要垮台了。在此背景下，虽然是彭德怀经过调查研究给毛泽东写出的表达对“三面红旗”看法的信，对毛泽东而言，却成了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对“三面红旗”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从而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批判。

（二）七千人大会的使命

由于实行“三面红旗”，1959-1961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

这就要求我们找到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源，并采取实际措施，纠正“左”倾错误，这是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使命。七千人大会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民主气氛浓厚，相关负责人对发生失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承认工作失误并承担了相应责任，但会议继续坚持“三面红旗”，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成为历史的一大憾事。而且，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三面红旗”等问题上发生了原则分歧，毛泽东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根除修正主义，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

二、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11日-26日），讨论、修改大会《书面报告》；第二阶段（1月27日-30日），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先后讲话；第三阶段（1月30日-2月7日），从省委书记到部长检讨的出气阶段。

从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三年困难的评价

1、刘少奇——三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曾评价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人”。[7]1581961年4-5月，刘少奇对家乡进行了44天的调查，看到了农村的严重困难局面。在那个浮夸风盛行、不敢讲真话的年代，他对三年困难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讲出了老实话、真心话，而没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共产党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8]419-421“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毛泽东在当时是正确、真理的象征。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三年经济困难，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革命勇气的。

2、林彪——付学费

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对三年经济困难进行了与刘少奇不同的评价。他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的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9]105这样，在“付学费”的名义下，任何工作上的失误，就都是可以体谅而不必加以追究的了。这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是对党的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

3、毛泽东——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主动承担了三年困难的责任，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但他的承担责任是基于他是中央主席的角度，而不是基于指导思想的深度，从而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出现困难原因的认识是不彻底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0]296这给了广大干部以极大震动，在七千人大会的第三阶段大家开始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继续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11]300-306可见，毛泽东是没有说明“三面红旗”存在问题的，他只是说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翻斤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经验，因为认识规律需要一个过程，这在理论上也是讲得通的。

（二）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

1、刘少奇——没有贯彻好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刘少奇认为，发生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没有贯彻好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说，“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末，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12]432-434

刘少奇的讲话是发自内心的，是基于他在家乡44天的实地调查而得出的科学判断。他深刻挖掘了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没有贯彻好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三面红旗”是没有贯彻好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结果。体现了一位共和国国家主席心系人民，抛弃个人安危，大胆直言，无私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2、林彪——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林彪对于党工作失误的原因颠倒是非。他说：这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13]104-107

看得出，林彪是在有意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大搞个人崇拜。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人们从“左”的方面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而不是全党实践毛泽东大跃进的超高速发展战略和空想的社会目标的结果。这就使毛泽东内心得到些许宽慰，使林彪日后能够逐步取代刘少奇而成为第二统帅。

3、毛泽东——没有经验，没有制定具体的贯彻“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对于工作失误的原因，毛泽东指出，“……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14]301显然，这些没有经验的中肯分析，是没有触及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本质原因——“三面红旗”等“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的。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15]303反映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分析自己的坦荡胸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要不停顿地学习建设与改革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识。

毛泽东继续说，1958年我们提出了“三面红旗”，“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16]305这无疑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果“三面红旗”错了，或者说整个指导思想是“左”的，那么，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正确性就失去了合理基础，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恐怕也无济于事，甚至会南辕北辙。

（三）关于三面红旗

1、刘少奇——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它，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当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17]126-127可能是出于维护毛泽东威信的考虑，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8]426这一方面体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尊重，毕竟，“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极力维护的。但是，三面红旗现在不取消，是否暗含着将来某一天会取消？而毛泽东是他极力维护“三面红旗”的，认为“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谁如果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右倾，是修正主义。这样，在“三面红旗”这个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实际上产生了原则分歧。

2、林彪——“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伟大创造

林彪对“三面红旗”给予了坚决地、充分地肯定。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19]102-103

在这里，林彪有意回避了三面红旗的创造者——毛泽东，其野心昭然若揭。当然，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是以无视亿万人民的极端困难为代价的。

3、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制定方针、政策和办法

毛泽东认为，最近几年确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对于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制定与“三面红旗”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他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20]305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说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制定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给彻底的解决问题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声

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对刘少奇的讲话没有表态。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五月会议，采取了精简城镇职工，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加以甄别平反，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多项措施，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提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21]1145八届十中全会（1962.9）闭幕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目的是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对于“四清”运动，刘少奇是支持的，但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以及如何搞法等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存在分歧。

（一）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关于“四清”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使分歧在党内高层公开化了。刘少奇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22]966-9671965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23]1134毛泽东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

（二）关于“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直受斯大林的信任，培养为接班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焚尸后另行安葬。这都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重要影响。毛泽东曾说，“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24]282反映了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党内不同意见的看法。对此，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对毛泽东表示了坚定支持。林彪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25]23从而为其个人野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前，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不知道毛泽东有很多话要讲，毛泽东只讲了几句，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大为恼火。[26]78712月27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12月28日，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在会议上，他说：“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悦已经很明显了。[27]1373-1374

1967年2月，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来了”。[28]1145“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9]220从“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的心态来看，1962年他就对刘少奇产生不满了。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30]173此时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看待了。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此，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31]346

（三）关于“文革”是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人恩怨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党内没有人敢为刘少奇说话。1967年初，民主人士章士钊分别给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信，调停两人的矛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章士钊说：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希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回信说：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3月10日

毛泽东还把江青等搞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送给章士钊看。[32]14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革命友谊要远胜过与章士钊的友谊。“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提出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解放大批干部，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损失，毛泽东没有表态。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选举或其他途径，使刘少奇落选从而全面贯彻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呢？这是值得深思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33]297可以理解的是，毛泽东不会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个人而举全国之力、发动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人恩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还有更深刻的意蕴。

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34]12461964年6月，他又强调：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逐渐认为：全国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看法，是修正主义的表现，他错误地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逐渐从“四清”转移到文化领域的批判上来，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更大的运动，这场运动要波及全国，要使妇孺皆知。这样，以打倒刘少奇等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根本上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全国人民的内心，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文化大革命”已是无法挽回了。

四、几点启示

（一）注重调查研究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进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研究，只从报告到报告，从数据到数据，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代，难免不出现虚假信息。正如刘少奇所说，“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35]3991961年是毛泽东所倡导的调查研究年，他带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田家英率领），一个放在湖南（胡乔木），一个放在广东（陈伯达）。[36]97依靠这三个调查组，毛泽东做了间接的调查，而没有直接调查，至多是在铁路沿线看两面的庄稼，对农村的实际困难没有切肤之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当时农村实际困难及其根源的认识。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他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进行了44天调查。经过实际调查，他了解了农村的真实困难，并对造成这样的困难向乡亲们承认了工作中的失误。他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37]328-329他的发小——李桂生告诉他，“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弄光了。你们这样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38]149这对刘少奇震动很大。正是由于刘少奇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当地社员、干部进行紧密接触，听见了真话，取得了第一手的材料，看到了当时农村的真实困难局面，才使他对当时的困难有了最大的发言权，由对“三面红旗”的坚定支持逐渐改变为怀疑。

关于调查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刘少奇的一些说法是令毛泽东不悦的。1964年7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讲话说：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指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七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39]65而毛泽东是提倡开调查会的，在当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的氛围下，虽然对调查研究方法的这些评论符合客观规律，但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为此，在起草“二十三条”时，毛泽东还专门加了一句：“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8月1日，刘少奇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40]1350这对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因为毛泽东没有下去直接蹲点，所以刘少奇的话不得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正如邓小平评价刘少奇所说：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这是很客观和公正的。

（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刘少奇说，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41]433我们应该把提出的任务，交给群众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加以讨论，使上下通气，及时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这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办事，那末，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办事。”[42]434这些观点，在今天读来还是振聋发聩的。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论述最多的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43]294-297毛泽东的讲话前面强调民主，后面又突然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不连贯的，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刘少奇关于“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的不满和愤怒，警惕大家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44]42在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民主集中制。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有意见，刘少奇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和思想与毛泽东不一致，却被当作右倾、修正主义，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制定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政治路线，贯彻以民主集中制为主的组织路线，这样我们就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针对苏共二十大后党内一些人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倡，应该多一些“正确的”个人崇拜；[45]1131959年8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个人崇拜也是支持的。但当刘少奇对产生三年困难的“全部原因”有了深刻认识之后，特别是当个人崇拜对纠“左”构成了巨大制约时，刘少奇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1964年10月，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信中，批评江渭清把毛主席的著作当成教条，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要领会其精神实质。[46]66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也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误会，使他误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导致了不应有的斗争。

党的八大对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由于受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却轻易地人为地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应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研究制定相应的制度并规范制度的执行，使不同的意见得到充分讨论，不能把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方法的认识归结为路线斗争；同时使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时刻把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据刘愿（2010）的研究，中国“大跃进”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3000万之间。[47]1119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和敢于直面事实、大胆直言，讲别人之所不敢讲，不但是由于他进行了实地调查，看到了当时农村的严峻困难；更重要的是，身为共和国国家主席，为了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感到有责任说真话，而不能一味计较个人得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评价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集中讲了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这样做是不容易的。”[48]298-299他继续说，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不准搞派别活动。毛泽东插话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邓小平灵活地回答，“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以后，就必须坚决执行。”[49]307-308表明了邓小平对刘少奇讲话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出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的不满。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的讲话及其与中央其他同志所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措施，使我国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如果不坚持调整方针，之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破坏是经受不住的。从这一点上，刘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所做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个人野心，置亿万中国人民的严重困难而不顾，在七千人大会上见风使舵，为讨好毛泽东而说一些片面性的话，最终也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林彪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是发人深省的。

（四）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永无止境

今天看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片面追求钢产量指标，忽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过实际可能的速度，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毛泽东固守“三面红旗”，把是否坚持“三面红旗”作为在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一方面是反对国际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1961年5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50]524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再次强调，“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反。”[51]427-4281992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2]375“三面红旗”是“左”的产物，七千人大会应该纠正庐山会议以来的“左”倾失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产生错误的“左”的根源。可惜的是，出于维护毛泽东个人威信的考虑，由于历史、环境、实践和认识的限制，七千人大会没有完成其应负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七千人大会上，基于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酷现实，毛泽东头脑逐渐冷静，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3]302这就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有了比较正确和深入的认识。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期间还会有很多规律需要我们去探索。实践永无止境，认识也没有止境。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会得出更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

参考文献：

[1]廖盖隆.党史探索: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21][23][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沈志华,杨存堂.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38]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

[8][12][18][35][37][41][42][51]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13][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11][14][15][16][20][43][5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36]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M].人民出版社,1993.

[22][34][40]金冲及.刘少奇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26]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1][3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2]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J].文汇月刊,1988:(4).

[39][46]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

[44]廖盖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7]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J].经济学(季刊),2010(3).

[48][4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0]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The seven thousand person's Congress and the start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seven thousand person's Congress is to rectify the “Left” leaning mistake. But Mao Ze-dong put “The Three Red Banners”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voice and domestic situation. There are some disagreements among Liu Shao-qi, Lin biao and Mao Ze-dong in judging the “Three years difficulty”, in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Three years difficulty”, in abandoning “The Three Red Banners” or not in the seven thousand person's Congress. Along with the disagreements between Liu Shao-qi and Mao Ze-dong in “Four Clean-ups” Movement’s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other sides bring into public, Mao Ze-dong think it necessary to engin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round the country, to make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establishing socialist ideology fundamentally, to oppose revisionism, to conquer “Peaceful evolution”. The inspirations are: We should not change our party’s fundamental theor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or domestic temporary situ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on;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Pu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nation and people first; Never stop exploring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Three Red Banners; Three years difficulty; The seven thousand person's Congres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