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约会
──莫言长篇经典小说解读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大师级的作家。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数十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从内容到形式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尽管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1996年获得《大家》“红河”10万元文学大奖引发激烈争议，认为莫言小说的至爱是性、乳房、暴力、酷刑，以致以后莫言每一部新作都不能在内地正常首版，甚至出现了召集全国大专院校理论骨干教师及全国评论家集中火力撰稿,于2013年4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部头《莫言批评》专著的现象。我发现，大家对莫言越来越不能叫批评，简直就是一种不怀善意的攻击。这种不负责任的攻击性文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铺天盖地，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大热点，一种现象。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实践中，不避中西，不择雅俗，不顾毁誉，对艺术不懈追求创新，循着心中的方向前进。他始终没有匠气，甚至没有人文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始终是一个有生命原创力的旗手，高举着生命自由的文学旗帜和火炬，他的作品全是血气和蒸汽，震撼了中国的千千万万读者。他的作品主要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并且结合许多神话、传说等综合元素, 大胆创新而成功，获得了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低迷。只有少数精英孤岛式的坚守。“生死疲劳”的中国作家们被时代的“不能承受之重”压弯了想象的翅膀，他们一茬一茬地种植着有一种叫做文学的庄稼，汗水洒了不少，但成绩却不那么理想。莫言获得诺奖，这给我们冷静反思中国文学带来了一次良机:莫言为什么获奖?在这之前，中国的评论家们对莫言作品的解读是不是误读?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究竟如何?莫言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何在?本文围绕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8部长篇经典小说进行解读，剖析莫言文学现象，探究其创作轨迹。
《红高粱家族》: 震撼人心的民间传奇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影响巨大的民间传奇经典，1986年发表，被翻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美国企鹅出版社首版就达1万册。《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等5个中篇小说合成。语言风格一致，故事关联，人物一以贯之，没有结构的结构。其中的《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让莫言声名大噪。
《红高粱家族》这部系列小说不但超越了历史，而且魔幻现实主义贯穿国家和民族的某种东西和所有要素。作品一开始就写神话里一个国家的形成、世界的被创造以及一个家族的诞生等。这样把古代历史、近代史、现代史相连的写法，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第一、二章之间那种形象的飞跃和遐想，也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进入第三、四章以后，随着小说表现的深入，还添加了许多小说的表现，凸显出作品的多义性、复杂性。尤其是进入了第五章后，作品显得那么安静，然后再表现人的复杂性和深度。这样，从第一章开始写，到第三、四、五章，逐渐加厚的写法，使《红高粱家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中国军事文学晴朗天空里一个飞行的信号，使莫言成为了当今文坛上的风云人物。
《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一反过去中国传统战争小说模式化的写作，写人、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复杂性、人的善与美、人的丑与恶，因此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表面上看《红高粱家族》在讲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故事，但战争仅仅只是这部作品发生的背景，实际上莫言写作这部系列小说的着力点和重点是在描写战争的背景下，表现人类感情的变化、命运的变化。这部作品正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经过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至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但依然还有许多思想禁区，尤其是长期以来人们的个性受到强烈的压抑，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因此《红高粱》这样轰轰烈烈张扬个性、红红火火地抒发感情的作品一经问世，正好符合了当时中国老百姓那种久被压抑、渴望宣泄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小说里描写一群土匪在抗日，而且还非常勇猛，最后都是壮烈牺牲。在这之前，所有的影视作品、文学艺术有关反映抗日的军队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连国民党军队也都不能写他们在正面战场上抗日。这是莫言的首创。二是创造了跟过去战争题材不一样、全知的一种小说语言叙事视角。为了增强这部系列小说的故事可信性，莫言采用一种中国最古老的讲故事技巧，向民间历史传奇靠拢，并从中汲取营养，把作品大胆进行民间传奇化、神秘化，讲述激动人心、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性格鲜明、非同寻常的人物。莫言第一次大胆采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人称与视角结合的复合叙述时空，把当下生活和历史生活联系在一起，一下子打通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使叙事得到了巨大的方便，可以大发议论，可以进入历史，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灵魂。三是这部系列小说中的《红高粱》拍成电影以后，影响更为巨大。 《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的《红高粱》于1987年在山东高密乡拍成电影，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当代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end##
在《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中，莫言描绘的女性形象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深深地烙印着中国妇女的人性美。作品一开始就创造一个家……强悍的男青年遇到女神般的少女。这少女很迷人，而且最初还有神话般的趣味。然后，渐渐随着小说的步步深入，那少女摇身变成为了非常复杂的女人。可以看出,莫言对“我奶奶”戴凤莲的评价很高，她是个传奇性的女子。莫言这样写道：“ 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始一以贯之。”确实，她是个有着花一样容貌、火一样性格的女子。 她因为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血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她为了拯救自己与余占鳌，集中生智，拜县长为干爹，逃过一劫； 她因为爱，毅然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而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她为了维护爱情，赶走了恋儿；她为了报复刺激余占鳌，和黑眼厮混；她为了支持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在女性受到压制的年代，她确实算得上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值得注意的是，从《红高粱家族》这部系列小说开始，莫言已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写作，写人性的复杂性。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我爷爷”余占占鳌，还是“我奶奶”戴凤莲，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很难简单地用坏人好人的标准来衡量，一改莫言和他的《红高粱家族》这部系列小说以前的中国文学常态，是一种超越了阶级、政党、国族的限制，描写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揭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使他的作品开始走向了世界，与世界文学接轨。
《天堂蒜薹之歌》: 饥饿之书 愤怒之书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为农民写作的长篇小说，也是莫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写作于1987年，1988年春天在《十月》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部小说在生活中有其真实的原型。1987年初夏，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县里发生了“蒜薹事件”，振动了全国。那地方生产大蒜，农民收获了大量的蒜薹，但由于官僚主义，官员腐败，政府部门办事不灵，不让外地客商进入收购，导致农民辛辛苦苦所种的几百万斤蒜薹全部腐烂变质。愤怒的农民们把蒜薹拉到县城，包围了县政府，要求会见县长。县长不敢会见农民，跑到一个地方躲了起来。农民冲进县政府，砸了县长办公室，火烧了县政府办公楼。后来，领头闹事的农民被抓了起来，县委书记被撤职。为农民说话，莫言以“蒜薹事件”为素材，仅用一个月零五天，便写下了这一部长篇小说，于1988年春天在《十月》上发表后,由作家出版社出单行本。
很多评论家都质疑莫言这么快就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莫言的内心涌动着许多话语，在写作中把故事移植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那里有莫言生活过的村庄，自己熟悉的亲人，最后连自己也进入了这部小说。尤其说是写别人的命运，不如说是在写自己的命运；尤其说是为别人、为农民呐喊，比如说是为自己呐喊。莫言把自己要写的内容全部移植到一个一半是虚构一半是真实的高密东北乡。这样，作家不但移植了生活内容，而且还移植进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这部长篇小说就成为了根植于乡土的，不是为了事件而事件，而是充满了一个作家生命深刻体验的作品。
《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跟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是把好人当作坏人写，把坏人当作好人写。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好人写得跟神仙一样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缺点，把坏人写成一点优点都没有。于是，莫言站在一个超阶级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把贪官污吏当作人来写作，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从自我的内心出发，以真实的眼光面对中国的官场腐败，并真实对其进行描写。比如单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看起来很滑稽，但莫言却作了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饥饿之书，也是一部愤怒之书。小说虽充满了愤怒之情，但它不像写实、官场小说那样，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腐败现象猛烈抨击，大胆地讽刺、挖苦，甚至进行一种恶作剧般嘲讽的同时，在表达这种意识时用的是比较虚幻的笔法，大胆地进行了创新，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卷首用民谣，用一个瞎子的口来唱一遍，正文用作家的客观叙述讲述了一遍，结尾用报纸的官样文章讲述了一遍，把一个故事讲了三遍。因为莫言总感到心里压着一股气，所以在写的时候，就把心中积累了很久很久、很沉痛的一些感情写到小说里去。《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而且完全是一部以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原型的小说。它之所以没有变成一部简单的说教作品，在于它写的是作家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塑造人物的时候写了自己的亲人，更重要的就在于它塑造了几个有性格、能够站得住的人物，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心理，比较有感染力地营造出了农村生活的氛围，并始终没有被事件本身所限制。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一颗农民的良心，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但我和农民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莫言与大江健三郎谈《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时所说的。因为要为农民说话，站在农民的一边，对现实生活进行了直接干预，写眼前的事情，是因为我有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这部作品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现实感，再加上幽默感，让人感受到作家莫言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所以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酒国》:中国当代其他作家没人能写出的书
“《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我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重新写一遍，还写得更好一些，但对《酒国》，即使让我把它再写一遍，也不可能写的更好了。而且我还可以狂妄地说: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写出他们各自的好书，但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本像《酒国》这样的书，这样的书只有我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是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的话。
《酒国》的写作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1992年完成，出版于1993年。这部小说写完后，莫言找了许多刊物都不敢发表。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里面有许多妖魔鬼怪的描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力度最大的一部小说。由于锋芒毕露，小说问世以来，无声无息，连一向喜欢叶公好龙喋喋不休的评论家们都被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叫嚷着创新，但真正的创新来了，他们却全都闭上了眼睛，一直不敢评论。这一部小说的情节看起来非常荒诞，但细细品味，实际上荒诞之中隐藏着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
这是莫言在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非常独特、非常感人，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对如何写好一部小说、如何运用新的手法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莫言进行了非常有益而诚实的实践。莫言自己也在小说中时隐时现。
这部小说的最初动机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时酒风不如现在文明，莫言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大学毕业出身不好的人被分配到一个煤矿学校教书，由于他具有喝酒不醉的特异功能，借此飞黄腾达。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一生，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只是喝了几吨酒。这个故事给莫言以创作灵感，因此《酒国》在莫言所有作品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作品。一是艺术上的挑战性。它看起来是侦探小说的框架，写一个侦查员到煤矿调查一个腐败案件，中间穿插了许多神秘色彩的描写和魔幻的神秘情节。结构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莫言”第一次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在小说里面。首先是莫言作为一个作家在书写这一部小说，然后是一个名叫“莫言”的文学爱好者源源不断地与作家莫言通信，把他写的小说寄给作家莫言，文学爱好者“莫言”的小说和作家莫言正在书写的小说到了后半部分慢慢融为一体，这个文学爱好者“莫言”的故事，跟作家莫言书写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故事，最后作家本人也到了酒国这一地方。而且，这个文学爱好者“莫言”的每一封信都模仿当时流行的作家，第一篇小说模仿鲁迅《药》的文体，第二篇小说模仿王朔那种调侃的文体，第三小说模仿张爱玲的文体，因此《酒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体。其中，又穿插了一个侦查员侦破的惊天动地的案件这样一个悬疑情景，最后这个侦查员也由一个追查罪犯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别人追捕四处躲藏的罪犯；“莫言”由一个清醒的写小说人最后进入到酒国里面去，被灌得不省人事。二是题材的挑战性。写社会腐败现象，写得如此大胆、深刻的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酒国》里描写的吃人和鲁迅先生作品中的吃人都是一种象征意义。但《酒国》里的象征意义，不光指腐败现象，而且还具有全人类共同存在的阴暗心里和病态现象，对食物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了身体本身需要的程度。人的食欲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强烈的破坏力量，因此《酒国》的故事不单是浅层次的。
《酒国》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一则寓言。酒在中国，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柏杨先生说，酒是照妖镜。酒文化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酒文化中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奥秘就在酒中。同时，进行了各种文体方面的实验，有“文化大革命”大字报的文体，有当时流行的新写实小说，也有对鲁迅早期作品的模仿，有魔幻的传说，有真实的事情……让小说中的人物李一斗始终处于一种半醉状态，用他的嘴说出作家莫言不便说出的话，具有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
《酒国》更多地考虑的是故事叙述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分几个层次来叙述，最高一层是作家莫言在叙述，当这个“我”变成莫言出现在小说里，他既是小说的叙事者，又是小说里的人物。他和小说里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酒博士李一斗是平起平坐的。最高叙述者是拿着笔的莫言，由莫言分身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由莫言写“莫言”，于“莫言”观莫言。这样，产生几分调侃、几分荒诞、几分深刻的独特效果，可以从多个角度供人想象、再创造的艺术空间。如果说，新时期中国真有一个先锋派，那莫言就是第一先锋。
《丰乳肥臀》:中华民族的百年精神发展史
《丰乳肥臀》是莫言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在积累数年创作经验基础上，莫言憋足了气创作了这部重量级的经典之作。它几乎涵盖了莫言所实验过的中西方技法，是对土地、对人类、对母亲、对历史、对战争全方位立体思考与宏大书写的中华民族百年精神发展史。可《丰乳肥臀》尚在印刷中，评论界就开始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射卫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仅有部队作家徐怀中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时至今日，关于这部小说还没有一篇真正从作品出发把理论建立在阅读基础上客观文学史价值确认的评论。
首先被批评的是书名。这一部小说的书名，源自鲁迅先生一首打油诗:“世间有文学，少女有肥臀”。当着年轻人的面，那几年连莫言自己也感到脸红。在公开场合报书名，他绝对不会说自己写过一部小说叫《丰乳肥臀》。很多中国老人听见这个书名就大发雷霆，恨不得千刀万剐，告状信纷纷投到莫言所在的部队，说莫言写了一部色情小说。冷静回眸，联系小说内容认真阅读深思，其实这个书名很好，很符合大气厚重的作品本身。“丰乳”是歌颂像母亲一样伟大的中国女性怎样熬过了战争、饥荒、疾病和种种灾难，顽强地生存下来，生儿育女，像丰厚的大地一样厚德载物。“肥臀”，却紧扣这部作品后半部内容，嘲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物欲横流，充满了荒诞和黑色幽默，所有人都像围着女性的身体在旋转。
这是一部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真正称得上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的经典小说。
《丰乳肥臀》具备了抽象的准确感和穿透力。它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百年发展史，莫言所要探究和回答的是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还原和浓缩到一个家庭众多成员的经历或命运的抗争之中，把历史还原民间，以纯粹民间的观点，书写民间的人生，书写近百年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命运，准确表达“献给母亲和大地”这主旨。小说按部就班地按顺时间方向从1938年日本人进攻村庄写起。进入第二卷，母亲成为家长，开始了艰难的人生之旅。紧接着是战争、饥荒、社会动荡，然后是孩子们的命运。女儿们在社会动荡中成长、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解放战争中大逃亡、土地改革、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社会。从结构和风格上看，《丰乳肥臀》典范地体现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所总结和推广的“交叉文化蒙太奇”式的方法，将“广告、性手册、大众文化、日记、政治宣言、文学、政治运动”等文化符码拼贴、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蓝图”。在展开关于历史事件的叙事时，采用了拼贴法、并置法。莫言不无“暴力”倾向地把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从1900年德国侵占胶东、日本侵华、国共合作、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当下生活，通过母亲上官鲁氏及其后代所组成的家庭成员命运的描写而汇聚在一起。这种通过家族和个人辐射历史的方法，不仅感性鲜活，而且以极大的气魄和包容性恢复了历史的整体性。在叙述过程中，莫言将民间与官方、东方与西方、古老与现代的种种不同的文化情境和符码拼贴在一起，打破了单线叙述的局限，从而产生较为丰富的历史意蕴和鲜活生动的感情情景，生动地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动荡、沧桑变迁和五光十色的斑斓景象隐喻性的叙事，以及近年来具有过重寓言化倾向的虚拟和个人体验化的历史叙事相比，不但新鲜逼真，而且更加大气磅礴、富于表现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丰乳肥臀》是一个具有总概和典范意义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塑造了上官金童这样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恋乳混血儿典型人物，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丰乳肥臀》另一个显著创作特征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即，创作者莫言站在一个超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上，把好人坏人都当作人来写，对过往历史进行个性化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让人很难简单地分清哪是正面人物哪是反面人物；用同情和悲悯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与人的命运，把自己的创作提高到一个哲学的高度，用自己的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通过对家族的命运和对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虚构地点的书写。这使莫言笔下的历史成为来自民间历史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且已打上了莫言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因而《丰乳肥臀》超越了历史，才把中华民族近现代百年历史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中华民族百年精神发展史”的赞誉。
时间检验一切。最终，为改变革命历史小说而写作的《丰乳肥臀》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中华民族百年精神发展史”的价值，这是许多当时的国人都始料未及的，这让人想起一个诗人的一句话:“蚕吐丝时，万万没有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檀香刑》: 回归民间的倾情之作
《檀香刑》是莫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继《丰乳肥臀》之后的又一部伟大经典之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小说开辟了一条新路。该部小说2001年春天初版以来，销量就达八万多册。可出版后，引起了文坛强烈的争议，被著名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彻底否定。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时全票入围，结果终评却出人意外地落选。
文学是需要时间的。真正的文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才凸显出经典之作。《檀香刑》这部作品在结构、形式和语言上对当代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启示，是一部真正回归民间、民族化、具有标志性的伟大倾情之作。
该书真正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大胆尝试着把小说叙事艺术和山东高密的小戏“茂腔”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跟自己过去不一样的独特文本，发出独特的声音。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帮戏班的班主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孙丙借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有个美丽的女儿叫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孙丙关入大牢，给他舍以西方木桩刑的一种残酷死刑──檀香刑。行刑者是大清朝头号刽子手、眉娘的公爹赵甲。赵甲把这次死刑视为他退休生涯中至高荣誉，一心想让亲家死得轰轰烈烈。这个大义凛然的故事，在莫言笔下却成了一场华美的大戏。让人深思: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对同类施以如此酷刑?是谁给了残害同类的权力?善良的人们为什么像欣赏小说戏剧一样观赏这惨绝人寰的行刑场面?这是一部充满了悲悯精神的大书。文学是人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通过文学艺术来表现自己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就是指语言、故事等，都要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在《檀香刑》中，莫言十分自觉地追求这种特质，用一种跟自己过去的语言、流行的翻译腔调不一样的语言，回归民间，把山东高密故乡的猫戏融入小说，完全用一种民间戏剧语言书写，特别注意语言的音节、可朗读性和文字的声音。这部小说强调的是一种“听”的阅读，韵律和节奏都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即使你阅读时默不出声，但声音却还是在你的意识深处轰鸣着。《檀香刑》是莫言对自己以往小说的一个变数，追求真正的民间风格，语言上追求民间口语、戏剧化的特点，加上猫腔绕梁不绝的渲染，使这个文本的声音大于文字，总觉得有一种戏曲的腔调、旋律在耳边缭绕，保持了比较多的民间气息和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理论中，最好的小说，开篇像凤头一样简洁秀丽，结尾像豹子尾巴一样刚劲有力，中间部分像猪肚一样肥大丰满。为叙述上的便利和读者阅读时的明朗化，《檀香刑》的结构采取了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凤头、豹尾变成了文本中人物的内心独白，猪肚部分就把所有的材料充塞进去证明凤头和豹尾。这样，脉络清晰，操作性强，容易书写。若不采用这种结构，这部小说的篇幅还会拉长，叙事的时空上会遇到很多麻烦。情节设计，人物关系，都是高度的戏剧化。矛盾尖锐，冲突激烈。亲情和刑罚把几个主要人物连接在一起，展开了一场悲壮的大戏。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也是一部小说的戏剧化。剧中的人物与其说是生活在现实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戏剧中，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哪是戏剧哪是现实了。
有人说，《檀香刑》是部残暴的小说，刚读了开头就觉得害怕；有人说，有心脏病者不宜读此书。这是“娱记从来不读书”者的人云亦云。该书中酷刑的描写，是二百多页以后才出现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小说重点要挖掘的是刽子手赵甲的变态奇特心理。把刽子手赵甲这样一个特殊的行当、特殊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来塑造，没有酷刑，就很难把人物的这种变态心理活动表现出来。它不是写酷刑而展示暴力，而是展示人性中的阴暗，揭示一种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甚至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酷虐文化。这样的描写，暴露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鞭挞专制社会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檀香刑》也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可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性。刺激莫言写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平反的张志新事件。作为一种酷刑，檀香刑已在历史上烟消云散，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它还会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长期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在黑暗的意识里，有人依然渴望着给别人施加檀香刑，有人却心甘情愿地接受檀香刑，甚至兴趣盎然地欣赏檀香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表演着施刑人、受刑人和观刑人的角色，莫言的这部《檀香刑》为我们描绘了三种角色的不同心境，从而引发人们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这部长篇小说看起来在翻腾历史，但它却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寓言。这是莫言在鲁迅先生开辟的看客文化的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檀香刑》是想象力的爆发，是莫言创作上的一个分野。在此之前，莫言的作品多少还是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此后则完全转到了乡土文学上。
《第四十一炮》:对着欲望开炮
《第四十一炮》是莫言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部作品写作于2003年，是部关注底层，既反映现实生活，但又不拘泥于现实生活的小说。莫言把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和创新，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构建了民间的、具有批判色彩的以“炮”为形象符合的隐喻体系，曲折而象征地表现了社会众生相，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宝贵精神资源的丧失和人性的畸变。
这部作品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写了一个“炮孩子”，叙述自己的成长过程。二是这个作品前后写作长达二十多年，表明它是作者写作成长过程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四十一炮”是这部小说章节的划分方法。小说中过分精巧的结构，确实都有技巧上的塑料气味弥漫其间。“炮”为“吹”或“侃”、“少年侃”。小说通篇描写主人公罗小通对“肉”的迷恋。小说中的肉就是肉，也可以说不是肉。肉和灵，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对立统一。同时，肉又是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精神的升华是建立在本能和欲望的基础之上，肉是食物，又是象征。在莫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肉”是一个丰富的意象。
“炮”在《第四十一炮》这部小说中还是一种叙事的腔调和视角。除“炮孩子”的“炮”外，既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罗小通在放“炮”，也是作家莫言在放“炮”。当然，“炮”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具有性的含义。男女性交，就是“打炮”。在《第四十一炮》中主人公罗小通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着他既恨又爱的权贵老兰，连续发射了四十一发炮弹。但在这四十一发炮弹中，前四十炮，似乎都瞄准了目标，却都是空炮，反倒是最后那漫不经心的第四十一炮，却把老兰拦腰打成了两段。这一炮与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中那发把子爵打成两半的炮弹极为相似，是童话中的炮弹，依然是想象的产物。这是对着欲望开炮，也是欲望自身在开炮。于是，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小说的人物如同演出结束谢幕的演员，轮流出场，这一部小说也就拉上了帷幕。
小说的主人公罗小通是个具有与肉通灵能力的孩子，他的人生历程充满了荒谬和象征。他具有极强的语言能力和难以抑制的诉说欲望，他的诉说充满了随机创造和夸张。这样的孩子，在作家莫言故乡山东乡下，称为“炮孩子”，他也是一个说书人。他由一个吃肉大王、能与肉交流对话的孩子，演变成了一个“肉神”。他对肉的欲望，既是人类食欲的象征，又是通往性欲的桥梁。成年后的罗小通缺乏应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他是一个逃避者。这时的他，已经变成了那个用柳木雕刻成的肉神偶像，被放置在象征着强大性能力的五通神庙里，接受人们的崇拜。在这寺庙中诉说着的罗小通和听着他诉说的大和尚，正是代表着食欲和性欲的两大神灵的肉身。他们，表面看起来是两个人，细细深究，其实就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那个能够同时与四十一个女人性交、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大和尚，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罗小通心中的幻象。与其说是罗小通在诉说，不如说是欲望在诉说。这诉说是寻找解脱，但却陷入了更加的迷恋。这看上去是罗小通的困境，其实就是被欲望控制了的当时整个社会的困境，更是全人类的困境。
《第四十一炮》实际上就是描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乡村的一种荒诞变化。这一部小说还是一部童年视角的小说。童年视角，在这一部小说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写到了极致。这一部小说，尽量把故事变成童话或寓言。似乎每一个物件都是鲜活的，都是有生命的，都是莫言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个体灵性的表达和尊重。这种人与自然的交流，对文学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第四十一炮》开始，莫言一直把视线定格在乡村,即莫言的文学王国──山东高密东北乡。
《生死疲劳》: 浓墨重彩再现中国半个世纪乡村史
《生死疲劳》以荒诞叙事演绎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史，出版后备受关注。“作品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示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贯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从语言、叙事到人物、事件，作品都有独到的探索。”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高度赞誉：“《生死疲劳》是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这不仅指它的形式、它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是指它想像世界的根本方式。”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莫言一部史诗性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无论从当代创作的角度，还是从莫言自身创作角度看，都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性。莫言说，假如自己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它庞大、驳杂、浑厚，是一部关于历史、人与土地、人与灵、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白昼与黑夜的小说。它浓墨重彩地再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乡村的历史，让人想象中国小说的伟大。它在对传统、民间艺术资源及叙事方法的领悟和运用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重新接通了中华民族伟大叙事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
《生死疲劳》书名来自于佛经:“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人的痛苦由欲望引起，欲望多，痛苦就多;没有欲望，身心就自在。莫言用它作书名，是这部小说用“轮回转世”作了时空结构。它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始终围绕的问题是土地。土地兼并再均分，反反复复。1949年后，中国农村的变迁，实际上还是土地问题。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写的都是土地问题。新时期以来写农村改革的小说，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大多也涉及了农民与土地的问题。到了当下，这种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出现了土地荒芜现象。《生死疲劳》围绕土地，让一个被冤杀的地主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身为牲畜时的种种奇特感受，用动物的视角，观照50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生死疲劳》向故事回归、向宏大叙事回归、向全知视角回归，昭示了小说历史或文学历史回到原点又高于原点的循环，吸纳了很多新鲜的元素。轮回转世，是这部小说的时空结构，也是莫言要表现的重点，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它为小说提供了结构，也向全知视角提供了不断变化的纵深度，开启了中国魔幻艺术的资源。轮回是一种地道的东方想象。在东方想象中，世界与生灵都在一圆轮上，循环不息。这种想象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这种想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生死疲劳》使用中国特色的轮回转世魔幻资源，使这古老、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新生。站在超脱六道轮回的角度，超出人，超出动物，超出鬼魅，使小说达到了一种波澜不兴的平静。可以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借用六道轮回结构、关于“执著”的颂歌和悲歌。莫言曾这样坦陈自己的创作意图：“我写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意图是我认为六道轮回就是时间，轮回来轮回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对生死，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也是古典中国农民的活化石。现代文学以来，土地在不同时期的乡土写作中，都是一个意义的中心，历史的焦点，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但在当下，这却在人们心中瓦解。而《生死疲劳》坚持了这个中心。农民和土地还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一旦逃离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根本。蓝解放以进城当官的方式离开了土地，西门金龙以开发旅游的方式毁掉了土地，只有蓝脸坚守着土地，他是中国古典农民的活化石。在小说中，莫言着力塑造蓝脸、洪泰岳一帮人，着力揭示1949年后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蓝脸这个人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这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在他身上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素质：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随着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坚守是有道理有价值的。
《生死疲劳》故事精彩迭起，语言流畅奔放，感觉细腻，对动物与人的描写颇见功力。西门年夜巡、西门狗对味道的敏感等细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可圈可点之处，比比皆是，提供了中国小说创作广阔的空间。
《蛙》:拷问灵魂的自省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这是莫言长篇小说《蛙》后记中的夫子自道。
长篇小说《蛙》是一部 莫言潜心打造、具有开创意义的精品力作，它生动展示了六十年波澜壮阔“生育史”，深度呈现中国人对生命的敬重、悲悯和罪感。初版于2009年，2010年8月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是莫言以往的创作原则，而长篇小说《蛙》却一反常态，莫言向鲁迅先生学习，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敢于亮出自己的灵魂，正视人类之恶，认识自己之丑，毫不留情地进行解剖和批判，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描写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真正的悲剧，增强了一种自我忏悔、自我剖析的大悲悯意识，使作品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集中表现人的本性，让人物更为丰富立体。
《蛙》闪烁着人生光辉的伟大和大悲悯之美。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使莫言对人性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深知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悲悯。《蛙》准确、生动地描写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莫言这之前作品总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始终隐藏在文本背后；但在《蛙》中，“我”却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站在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更是世界小说的传统。莫言积极向西方现代派小说学习，曾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这种回归，使《蛙》成为一部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借鉴西方小说技巧的混合文本。小说写计划生育在中国乡土上演的那一幕，莫言借这一入口写了百年，写姑姑的一生。百年是姑姑的背景，计划生育是她这一生里的命运。作品将一个女人挤压到虚构文字里，写她从美女变成老太婆的身心遭遇，正是这部小说非常伟大的体量。姑姑和小狮子在她们一线工作中，似乎政策的合法性天然地等同于合理性，也等同于姑姑成长记忆中的“爱国”。如何书写时代对人精神的巨大影响?在这一点上，莫言的《蛙》用河上追赶王胆和姑姑口授郝大手泥人塑那些因为强制流产而阻隔在来人世路上的小孩之像两个精彩场面来展现。在那场追赶中，人性大暴露，时代对人的遮蔽一点一点随着生命的紧急而散去。小狮子、我、秦河，所有人都在为王胆寻找缝隙，包括姑姑。写时代，透过时代写时代后面的人，写出没有经过时代涤染浸泡又跳出时代的人来，写共性、写人就在这个场面里。好的场面似乎对莫言有深刻的影响，他的长处就在这种别人看似紧张到无法处理，他却瀑布直泻一气呵成。这又很像神话，天地不仁。这个场面的结束，用的几乎是神性的光辉:一个人的死，一个新生生命艰难地出世。以生的圣洁来渡死时的绝望世界，驱走悲惨的寒气。莫言的《蛙》就借这神性的光辉来烛照暗淡人生。
“我”对听者的讲述因为要肩负完善姑姑故事的信息，所以就有了分岔，一头是“我”就实事按照先后以书信的方式写下来，一头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意识虚构，用剧本的方式传达我对事件的认识，于是也就有了姑姑口述郝大手捏泥人的飞扬场面，恣肆的想象力所灌注的文字。在飞扬这场景中，姑姑的晚景被定格了，然后写姑姑渴望跟日本人见面。最后，莫言让姑姑疯掉。按照艺术合理性的逻辑，只有这个女人疯掉才能安放人生。
如果一个作家一直用一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会不会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路数?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上自觉追求艺术创新、艺术感觉较好的重要作家之一。《蛙》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创新在于第一次大胆地尝试着把书信体与话剧奇妙地嫁接糅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不但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也跟自己过去的小说不一样的独特文本，创造出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连声音、颜色、气味都是中国的。小说的前四个部分写成书信体，用五封书信的形式为基本表达途径和结构格局。故事情节的展开、环境心理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通过这五封书信来实现。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讲解故事，塑造形象，写人叙事都以“我”的亲身经历，亲眼见闻展开，使人感到亲切，增加真实感。仅限于一个通信者，信是发给某个特定收信人的，作出的反应总是对信中的话语产生影响，使之在修辞上更加复杂，更产生趣味，也更趋明白。但书信体小说还有它的局限，只因情节都体现在人物的书信上，作者很容易对小说失去控制。为弥补这局限，莫言在第五部分中成功运用了话剧，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为小说人物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展现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向读者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与前四个部分相互补充、并带有某些灵幻的色彩。再者，《蛙》的小说总体结构则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凤头、猪肚、豹尾”的方法，使情节设计、人物关系，都具高度的戏剧化:矛盾尖锐、冲突激烈。亲情、罪与悔把几个主要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一场悲壮的大戏。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也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剧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实现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戏剧中。在某些时刻，连自己也分不清哪是戏剧哪是现实。
窃以为，一种来自文本形式、结构方式的创新，一旦为作家所成功运用而被读者认可，就成为了当下写作的新资源、新补充，为传统文本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
结束语
莫言是中国新时期以来一位极具影响的大师级作家，在中国当下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他不但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座可喜可贺的艺术高峰，在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的长篇杰作。他的特色主要在于:一是善于在民间丰厚的资源中挖掘题材。经过多数十年的创作实践，莫言已在自己的小说中积累起了一种只有他本人才能适应的具有极强民间性的创作路数，他将散落或孕育于“草根部落”中最原始的文化信息大胆地移植在自己的文学故事中，创造了诡秘的“高密东北乡”。二是善于在小说中表达一种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无论对母亲的歌颂，还是对美好人性的赞扬，甚至是对历史事件的剖析和评价，莫言都站在超阶级的道德高地上，关心的是人类的原始冲动和欲望、人性的丑与恶，甚至以此来演绎历史，他笔下的人物言行逻辑由此展开。1985年莫言因《透明的红萝卜》而出名，1987年因电影《红高粱》而惊涛拍岸石破天惊横空出世。1995年因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大家》上发表后引起强烈争议，以后每出一部新作，都遭受到封杀，很难在内地首版。时至2013年4月，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部头《莫言批判》，这是中国评论界的悲哀，更是中国批评真正的缺席和批评家的失职。中国文学批评界也该深刻反省自身的时候了。中国文坛从来不是缺少批评，而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正如普希金所说批评是揭示艺术品美和缺点的科学，而科学必须像鲁迅先生所要求和所做的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在对对象的精彩占有和深刻把握中高扬起灿烂的批评个性和严肃的批评态度。既要反对“法官式”批评，棒杀作家，又要反对“情人式”批评，棒杀作家。这都是批评的失语状态。批评家只有心中存有天地之道，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尤其是在一个缺少诗意歌吟的物化时代，我们不仅呼唤真正的文学创作，更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创作和评论是文学时空上两颗相互照耀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