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形成述论

摘要：把“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以及我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战略放到当时的具体国际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当时的实际国际环境对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重大影响，使我们明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以及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最后到“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是我党立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根据独立自主原则，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作出的必然判断和选择。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环境；独立自主； 国家利益；真正的不结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1]126-128。

有人认为，20世纪50末至7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国内政策有“左”的倾向，同时在对外政策中也明显地具有“左”的痕迹。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产生这个状况的环境、历史、认识、实践等客观因素。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2]284因此，我们应把我们建国以来的对外战略放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一、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

1、国际共运理论的影响及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

斯大林在1924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结合在一起，表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3]185。这一表述后来被概括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认同这个观点。1940年，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4]6801947年，他又说，“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5]1260。

1960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指出当时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6]4。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1969，九大）。毛泽东认为，战争与革命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7]321970年，毛泽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的倾向是革命。”[8]5841973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指出，“对战争要提高警惕，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才放在和平上，不然我们就要丧失警惕。”[9]312可见，毛泽东一直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先后侵略朝鲜、越南，对我国构筑军事包围圈，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政治孤立；1958年我国炮轰金门，中美关系紧张；1959、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1969年3月，苏联入侵中苏两国边界乌苏里江我国的珍宝岛，加重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我国政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做应对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提出“备战备荒，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由此可见，当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基于当时紧张的实际国际环境所作出的必然结论。虽然中共八大曾提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的判断，但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主要精力去作战争的准备，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判断也就顺理成章了。##end##

    2、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已是历史的必然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十分强烈，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对霸权主义的牵制力量在增强，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核武器等战争工具所形成的“恐怖平衡”，也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内图稳，对外思和，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对抑制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生存与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继续发展和保持优势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

通过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在时代主题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05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这样，我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就由“战争与革命”转到“和平与发展”上来了。

二、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到“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

（一）“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5]1472-1473这三大方针，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安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两个拳头打人”

1、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我国主张全部费用由中方负担，苏联可在技术与装备方面提供帮助；电台建成后，中国拥有全部所有权，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中方坚持承担全部费用，是因为这涉及电台的产权，也就是中国的主权问题。7月，又提出在中国建立中苏“共同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21日转达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张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建议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毛泽东指出：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说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说话？……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10]390-391

苏联还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在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事件中，苏联声明中立，实际上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国。赫鲁晓夫把其执行“三和路线”（“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对外战略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9月，反对我国炮击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正义行动。同月，苏美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另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回国，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言论，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影射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1]231。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两国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近千名在华的苏联核工程专家。我国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债务。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共和苏共在共产主义运动战略与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邓小平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294

2、美国依然执行“遏制”中国的战略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形势下，美国所希望的是中苏同盟的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战略，就是要不断地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因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并未松动，反而更加强硬。美国认为，新兴的“赤色中国”比苏联的共产主义更极端、更好战，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更大，特别是中国进行了核武器的研制，美国认为中国更具有危险性。1965年1月，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对此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12]373。美国在东南亚不断扩大战争的同时，还企图在东北亚建立反共区域性组织，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支持印度，加强对台湾的武装，等等。在中苏关系已经对立的情况下，中美关系仍处于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13]7

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14]。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15]，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

在联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包括欧洲、加拿大、大洋洲、日本等）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三）“一条线”

1、为自身国家利益，美国急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到1968年底，美国在越南投入的部队已达50多万人，约有3.1万士兵战死，美军死亡人数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是平均每周200人阵亡，所耗战费1969年度是300亿美元[16]308-309。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急于从越南收缩力量。尼克松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美国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17]420,358同时，在同苏联的角逐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尼克松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18]446基辛格认为，“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16]252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中美关系的方案。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表示，“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9]345可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尽快从越南“脱身”；之二就是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拖住中国，制约苏联。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16]222这样，在尼克松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关系的信号，从而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机会，给中国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历史时机和条件。

1969年5月，尼克松通过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的“新亚洲政策”（即所谓“尼克松主义”），同时宣布：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取消不让去人民共和国的禁令。8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表示美国不赞成苏联妄图孤立中国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9月，美国撤出在越南的军队4万人。l0月，美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970年1O月，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以美国总统身份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访华愿望, 说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他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9]351。先后批准通用动力公司向中国出口柴油机，放宽对开往中国船只的加油限制。1971年4月，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20年的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7月，尼克松提出世界上出现了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他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19]217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2、苏联对我国的侵略加快了美国打开中美关系的步伐

1969年3月，苏联入侵我国珍宝岛。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决定：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和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20]13。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0周年的命令中，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作为苏联的主要敌人[16]231。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警告苏联政府不要向中国进攻，“如果中国受到攻击，美国将不会无动于衷。”[9]348美国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这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势头，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基辛格说，利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加紧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苏联感到不安”，“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另一方面，“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而且，“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16]231-233 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说，“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16]237。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16]240。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人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21]272

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周恩来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22]194中苏两国于10月20日恢复边界谈判。这就使美国政府感到严重不安，为增强其同苏联对抗中的地位，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尼克松要求美国驻波兰大使无论如何要在两个月内找一个社交场合设法同中国代表接触。9月底，美国不仅明确拒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其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27]276

3、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两霸中的一霸

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到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为减轻苏联的威胁压力，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外战略。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23]77。而缓和中美关系，会减轻西南方向对我国的压力，有利于抵御苏联的威胁，有利于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排除障碍，促进台湾问题早日解决。同时，美苏的盟国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缓和中美关系，有利于带动一片，改善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这是当时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值得提出的是，受毛泽东委托，陈毅（主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1969.7.11）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1969.9.17）两篇书面报告，成为毛泽东决策的有力参考。四位老帅指出，美帝、苏修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划出了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四位老帅指出，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万一苏修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可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另外，“苏修虽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战争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22]184-196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毛泽东还针对美方以苏联威胁吓唬中国、利用军事援助控制中国的企图，明确指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警告美方不要上当。[9]367

“一条线”的战略意图是，从确保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力军，联合世界上所有反霸力量，结成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着重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24]38

毛泽东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更加具体地指出了我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5]160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5]172

（四）真正的不结盟

1、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外交战略的作用与局限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先后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形成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两个中间地带”联合反对美苏，形成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与美国以及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苏联形成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体现了结盟划线外交的特点。这些外交战略，对于维护当时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这些外交战略使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对抗格局之中，使我们的外交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使我们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僵化，使我国长期面临十分险恶的周边环境，正常、必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往受到很大限制，无法广交朋友；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容易被超级大国利用，使某一方通过打“中国牌”来增加与另一方对抗的筹码，从而使中国深深卷入美苏冷战之中，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苏三国的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苏联陷入阿富汗后国力减弱，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国力增强。美国卡特总统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国际事务中，美、苏既争夺又对话。中国摆脱了东西方冷战的纠葛后，成为独立于东西方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时，无论我们同哪一方结盟，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26]302那将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中美虽然建交，但其霸权主义本质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虽有发展，但一直存在着阴影，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问题上。特别是里根在竞选和出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作用的估计，多次声称要大力发展与台湾的所谓“老朋友”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台湾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武器，再次暴露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破坏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27]16

基于以上三点原因以及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及时、果断地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确定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从“一条线”到“真正的不结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不同它们建立战略关系，实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邓小平总结我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真正的不结盟”，是邓小平对外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鲜明体现。

2、“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内涵

“真正的不结盟”绝不是再封闭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扩大交往，开展正常有益的交流与协作。“真正的不结盟”不是我们某一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奉行的基本外交战略。

第一，是真正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不同他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支持他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我们不结盟，但并不反对他国之间的结盟。“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7

第二，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最高准则。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330

第三，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拿原则做交易。1986年，邓小平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1681990年，又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1]359

第四，“永远不当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363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中国也永远不称霸。

三、几点启示

1、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前提

20世纪80年代后，正是因为我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主题，我们才果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八大报告重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2、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外交战略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准则

建国以来，同苏联结成联盟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独立自主；“两个拳头打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权利；联合美国、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组成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更是为了不被别的国家所“打牌”、利用，使我们的外交更具有灵活性，以更好地实现和发展独立自主。邓小平说，“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1]156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中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严格按照这一政策准则办事，既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又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3、随着变化了的国际环境适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是我国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

“真正的不结盟”要求我们，要把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也不是根据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判断敌人或朋友，而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随着变化了的国际环境适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广交朋友，结成最广泛的世界统一战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抓住发展不动摇，是我国外交战略的基础

力量对比是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有发展起来，我们才不会被别人“打牌”、受制于人，才能在世界舞台上享有应有的发言权，掌握主动权，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1990年，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1]358到那时，我们就会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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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ting of “Truly non-aligned” diplomatic strategy

Yu huai-bin

(The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an-yang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925)

Abstract: Combining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rom “War and revolution”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specific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onnecting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with the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o.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time,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 the apodictic judgment and choice whether to the theme of the times or to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Lean to one side” to “Beat somebody with two fists” then to “A line” and eventually to “Truly non-aligned”.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the CPC draw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 etc.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gigantic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such as comrades Mao ze-dong, Chen yi, Ye jian-ying, Xu xiang-qian, Nie rong-zhen, Deng xiao-ping, etc,  in creating the nowaday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our four modernizations.

Key Words: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dependence; National interest; Truly non-alig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