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重大意义

摘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环境、国际局势的情况下，代表我党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属性及其关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问题的理论上的宣言书，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思想上的第二次解放。批判了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打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关键词：南方谈话； 计划与市场； 社会主义本质； “三个有利于”； 姓“社”姓“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国内发生了“八九”政治动乱，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所谓的“制裁”；国内也在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一些人认为办经济特区、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搞商品经济、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都是在搞资本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改革”引起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还有人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因而也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姓“社”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

为了澄清人们的模糊观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于1992年年初乘专列南方视察，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高屋建领，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霆，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推动了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南方谈话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等，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新的明确的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10

一、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存在制度属性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在欧美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辩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代表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集体主义经济学》）、英国伦敦学派的罗宾斯（Lord Robbins，代表作《大衰退》）、哈耶克（F. A. V. Hayek，代表作《社会主义的核算：竞争性的“解决办法”》）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计划会产生官僚主义、集权，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会降低企业和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加强管理和追求最佳经济效益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导致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核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国家人为的“市场”②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2]67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有效地经济核算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结论。##end##

而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泰勒（T. Tylor，代表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H. D. Dickinson，代表作《社会主义社会中价格的形成》）为代表的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模式”认为，中央计委（人为的“市场”）可以依据“广义价格”，通过“试错法”（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E. Barone），在其著作《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中提出），实现有效地经济核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上述两派都坚信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为此而攻击对方。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具有制度的属性。虽然如此，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旧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排斥市场的做法的攻击，对不能实现有效地经济核算、不能合理配置资源的批评，可以启示我们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属性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由于历史条件、环境、实践和认识的限制，特别是受“左”的思想影响，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我们也一直认为，计划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曾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口号，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我们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开辟的道路。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具有制度属性。不能说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也不能说实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的否定。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存在，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4]203；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市场越来越广泛，人为地消灭市场，违背经济规律，只能导致国民经济的倒退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

当然，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复杂的经济关系下，市场对促进经济发展更有效率；但市场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征，还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而计划可以更好地对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进行规划；但计划不能有效地解决效率和激励等问题。

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属性与关系的论述，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具有制度属性，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服务。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属性、关系的论述，为我们解决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为我们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为我党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想指导。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为我们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数字显示，1989年到1991年，中国GDP每年的增幅只有5%左右，而在1992年当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就增加到12.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万亿元，约合1.08万亿美元，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5]。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我国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2011年，我国GDP达到47.3万亿元；人均GDP达到35083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6]。现在我国正在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二、为非公有制经济说话

1990年代左右，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国内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的误解，一些人对党和国家私营经济政策产生了模糊认识，甚至怀疑党和政府关于私营经济的政策变了，引起了私营企业主的不安，不敢大胆经营，出现了大量歇业现象，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3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6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了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剩下大约9.06万家；1990年，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增加；1991年，稍有恢复，为10.7万家。从1989年到1991年，我国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7]。

面对“左”的思想的抬头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冲击，邓小平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8]375

邓小平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9]371从关系到改革开放全局的高度，论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态度和政策。不久，年广久被宣告无罪释放。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证明，“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不适应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和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不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持续改善，也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得到实惠的实践也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提供就业岗位，活跃市场，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增加财政税收，促进与公有制经济的竞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低的具体国情。实际上，即使将来我国实现了现代化，也仍然需要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因为那个时候，仍然会存在多种不同水平的生产力，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式。

邓小平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抽象争论对人们的思想桎梏，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也逐步更加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和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私营经济发展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须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强调，“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非公经济36条”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在我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鼓舞下，我国出现了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潮。1992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1533.9万家，从业人员2467.7万人，其中私营企业13.9万家，从业人员231.9万人。1993年个体工商户1966.9万家，从业人员2939.3万人，其中私营企业23.8万家，从业人员372.6万人。1996年个体工商户2703.7万家，从业人员5017.1万人，其中私营企业81.39万家，从业人员1171万人，其注册资金总额3752亿元，产值3227亿元。1997年全国个体工商户2850万家，从业人员5441万人，其中私营企业96万家，从业人员1349万人[10]76-77。

到2001年，我国私营企业已达到202.85万户，从业人员2713.86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20％以上[11]。截至2003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300.55万户，从业人员4299.14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74432万人）的5.78%，雇工人数3526.3万人[12]。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3984.7万户，从业人员8454.7万人；私营企业1059.83万户，从业人员1.1亿人。从2007年到现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GDP，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活跃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3]。

三、“不争论”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一味的批驳“资本主义”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并对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东西进行批判。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的时候，特别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随着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之机，随着国内平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加深，许多人把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措施，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新事物，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对此，邓小平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14]374这就把人们的思想和精力转移到聚精会神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不是抽象地争论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浪费宝贵的时间。

对于“不争论”的事情，主要是“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15]372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错误，比如“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6]373

不争论，是对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深刻领悟。改革开放前，我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界的一些人士，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是真知灼见。但改革开放前，我们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甚至对提出不同但意见正确的同志进行攻击和批判，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不争论，为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争论，为我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这要求我们，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而不能停留于姓“社”姓“资”的无休止的争论。“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7]375-377

不争论，为我党进一步解放思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邓小平指出，改革要允许试，但要大胆地闯。对了，放开；错了，关了就是了。如果我们一味停留于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而裹足不前，可能会丧失大好的发展时机。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则有可能找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当然，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比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我们必须“争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8]297“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208。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四、社会主义的本质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20]447要搞清楚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首先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21]63自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开始，我党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过成功探索，但这种成功探索并没有坚持下去。1957年以后，随着“左”的思想的泛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偏差，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甚至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毛泽东之所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产生失误，主要是由于历史条件、国际环境、实践、个人认识等方面的限制。这种失误表现在毛泽东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就是计划经济等等，导致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一些“左”的思想又开始出现，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认为办经济特区、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搞商品经济、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都是在搞资本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改革”引起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37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3]63我们通过革命，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同时，我们要通过改革，变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而这又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4]110-111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5]137我们把我们的奋斗目的毫无保留的呈献给世人，那就是实现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的，我们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26]370-371这就从操作层面告诉了我们实现奋斗目的的手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结果。但这个结果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们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27]171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为我们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既要反对右的保守观念，又要反对“左”的冒进错误。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五、“三个有利于”标准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8]372既给带有“左”的思想的人以有力回击，又明确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这就告诉我们，不要陷入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而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应该肯定、支持、发展；只要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需要及时纠正和克服。不能把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广泛应用的不具有制度属性的东西，认为姓“资”而加以否定；不能把符合“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批判；不能把符合“三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而对于确实姓“资”，但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人民从抽象的姓“社”姓“资”问题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一开始，有人就对其持怀疑态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极深的带有“左”的人士，借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对改革开放指手画脚，“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29]375。扼杀了人们的改革创新精神。“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全国人民从抽象的“社”姓“资”问题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改革开放到底对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底对不对，不在于理论上我们讲的多好，而在于我们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要在工作中，自觉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它作为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把它作为衡量我们平时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就要求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对于妨碍“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则要坚决反对。这必将极大的鼓舞人们加快学习科学技术，提高自身素质，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从而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然，“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增强和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0]111“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1]111“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32]149任何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都不会带领我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目标。

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既存在着“左”的思想的干扰，也存在着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要反对和克服“左”的思想，也要反对和克服右的倾向。对此，在改革开放之处，邓小平就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3]164-165

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加强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4]110-111

但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加上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出现了“八九”动乱。说明“我们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35]305导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36]380邓小平指出，“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37]204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8]367所以，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的是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9]154,306,314,378这些思想，为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导。

邓小平还深刻论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问题，关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问题，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问题，关于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的问题，等等。这些思想，无不闪耀着睿智与创新的火花，指引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注释：

①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断言，“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由于米塞斯在经济学史上的影响力非常大，从此，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而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便成为不可怀疑的信条。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页。

②在下文米格所提到的“兰格模式”中，计委执行着人为的“市场”的功能。

③米格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威斯蒂的提法，提出“狭义价格”是指市场上两种商品的比例（常以货币表示），“广义价格”是指“提供选择的条件”或“选择指数”，是指不同商品或不同生产方法之间作出比较的一种相对的指数。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4][8][9][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国GDP增幅12.8%[EB/OL].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zgztk/2008-12/15/content_16951067.htm.

[6]新世纪实现新跨越 新征程谱写新篇章[EB/OL].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bdcj/t20120815_402827873.htm.

[7] 陆百甫.大重组——中国所有制结构重组的六大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170.

  老左派欲报“一箭之仇”邓小平力跳“天鹅之舞”（3）[EB/OL].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720197.html.

[10]朱方明.私有经济在中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76-79.

[11]民营企业[EB/OL].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956/8964/20021106/859671.html.

[12] 《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中国政府网，2005-07-04。http://www.gov.cn/test/2005-07/04/content_11851.htm.

[13]工商总局：截至9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3984.7万户[EB/OL].http://www.gov.cn/jrzg/2012-12/06/content_2283638.htm.

[2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