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徐昂导演的《十二公民》是改编自美国经典文本《十二怒汉》（12 Angry Men）。并且该电影在各方面的“本土化”，使之符合中国现状，反应中国现代社会问题。1957年版《十二怒汉》上映至今，全世界一共翻拍了十个版本。与各国版本的《十二怒汉》不同的是，中国的《十二公民》是唯一一部采取了“模拟法庭”设置的电影，这一点引起了众多人士争议。本文将以《十二公民》“模拟法庭”的设置为切入点，用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Symptomatic Reading）进行分析，找出其背后的“空白”与“沉默”，探究电影采取“模拟法庭”的真正意图和目的。

［关键词］十二公民、症候式解读、空白、沉默、模拟法庭、排除合理怀疑

《十二怒汉》（12 Angry Men）是一个非常经典美国故事。它最初的版本是1954年由编剧瑞杰·诺洛斯根据自己一次庭审经历产生灵感创作出来的，后由导演富兰克林·沙夫纳制作成52分钟的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个贫民窟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而担任陪审团的十二人要一致通过才能结案的故事。
2015年由中国导演徐昂翻拍的《十二公民》，虽然不是改动最大的一个版本，却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版本。它讲的是在一所政法大学中，几个学生要以“模拟法庭”的方式进行英美法系课程的补考，而他们的家长则组成了陪审团，进行了一场关于一个少年生与死的辩论。也就是说整部电影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场景之上，这很大程度上使得原本的动机被削弱，消解了原本司法意义。为了探究该电影设置“模拟法庭”的真正意图和目的，本文用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Symptomatic Reading）进行分析，找出其背后的“空白”和“沉默”，探究电影采取“模拟法庭”的真正意图和目的。

一、《十二公民》的“空白”和“沉默”
根据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我们可以把电影理解成是一种以电影语言和意识形态为原材料的产品，而它的制片方并不是创作的主体，而只是生产系统的一个因素。而制作电影的过程，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这与我们传统的认知不同，它打破了电影是制片方所创作出来的天经地义的观念。这一点与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存”的概念是十分相似的，“艺术可以说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意义，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1]以这个观点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版的《十二公民》的改编实际上是以《十二怒汉》为电影构架，对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为原材料，进行的一次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生产。
作者：徐嘉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