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色文化对于中国梦之队的力量生成
【摘要】 红色文化是反映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文化。红色文化通过其基本构成促进了“中国梦之队”的力量生成：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凝聚力，顽强的革命精神铸就推动力，过硬的道德品质铸就吸引力，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铸就导向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启了“梦之门”。
【关键词】 红色文化 中国梦之队 力量生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然而100多年前，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决“挨打”问题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首要问题。为此，各种救国运动的主体力量前赴后继，虽殚尽竭力却始终无法为国人开启“梦之门”。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1] （p1402-1403)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梦之队”的领导者。红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过硬的道德品质，成为红色文化内涵的基本构成。[2] 红色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基本构成，教化生活于其中的每个成员，规范人们的行为，凝聚社会共识，促进了“中国梦之队”的力量生成，最终开启了中国梦之门。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凝聚力
早在2600多年前,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就提出, 关系敌我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在于道。何谓道,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3](p13) 由此可看出，“道”是一种可以使上下意愿一致、同生共死铸就坚强团队的神奇力量。“中国革命必定胜利、中华民族必定独立，中国人民必定站起来、共产主义必定实现”，这一理想信念正是中国共产党铸就“中国梦之队”的“道”。人们对中国革命理想的坚定，铸就了“中国梦之队”强大的凝聚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铸就了“中国梦之队”的内聚力。
历史的经验反复说明：凡是干成大事的团队，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核心成员。核心人物对团队事业的兴衰成败，起着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从参见革命的那一刻起，可以说无数次处于危险甚至死亡的边缘，却从未受过一次枪伤。就个人而言，他是幸运的。然而他的家庭却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的家人直接为革命牺牲的就有6位。此外毛泽东在历史上还遭到党内多次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击。据毛泽东自己回忆说,他所受到的各种处分和打击,仅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4】 然而无论是来自敌人的打击还是党内的排挤，却丝毫未能动摇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团队中，因革命而像毛泽东一样家破人亡的共产党人的还有很多，而他们所在的团队，可以溃败，但绝不会溃散。因为这一团队的骨干成员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让人心不散、军心不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失败，这一团队的成员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重新自觉地汇聚在一起。
其次，人民群众对革命理想信念的认同铸就了“中国梦之队”的外聚力。
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理想与广大人民心里企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中国革命本质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土豪劣绅都打到，山林土地回老家”、“红军来到掌政权”、“打到土豪有饭吃有衣穿”等革命歌谣和语录鲜活地反映了人们对中国革命理想的认同与期盼。它给予处于混沌之中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自觉的意识必然化为自觉的行动。共同的理想信念犹如一块巨大磁铁石，有效地凝聚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资源共同革命。建国前夕，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宣言：“愿意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前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5] (p254)
二、顽强的革命精神铸就推动力
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了“敌强我弱”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客观存在，困难与艰险是中国革命者必须长期面临的挑战。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力量必须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否则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房阵地。顽强的革命精神铸就了推动“中国梦之队”事业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end##
首先，顽强的革命精神体现为敢于挑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曾这样阐述：“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 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 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 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6]p142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历程25000里的伟大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粮食短缺，环境恶劣，路途遥远而艰险。然而，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的红军战士依然士气高昂，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长征途中毛泽东写下的《七律.长征》古体诗正是红军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现在读来，亦让人荡气回肠，慷慨激昂，增强克服困难的胆量、勇气、信心与力量。
其次，顽强的革命精神体现为敢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说到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人们自然会想起许许多多像夏明翰、杨靖宇一样顽强的革命者。面对敌人的屠刀，夏明翰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不朽的就义诗；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英勇顽强更是让不可一世的日寇也难以置信，硬是将他开膛破肚，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革命队伍的人数与武器装备，敌人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它的战斗力敌人却无法知道，因为这种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革命精神所爆发出来的推动力却是任何敌人都无法估量到的。对于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美国记者斯诺曾这样评价：这种精神赋予了这一团队中的千千万万的青年人经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使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三、过硬的道德品质铸就吸引力
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世上有两样东西，愈思索就愈会使人景仰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革命成员过硬的道德品质铸就了这一团队对内对外强大的吸引力。
首先，过硬的道德品质是实现“中国梦之队”内部团结的根本。
一个团队要实现内部的真正团结，其团队成员的道德素质则是基础性因素。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人们的行为虽有严格的革命纪律外在约束，但实际上更多要靠人们自身道德的内在约束自觉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队之所以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成为坚强有力的“中国梦之队”。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团队成员自觉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个人利益服务团体利益，这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基本的价值取向，为了革命，虽坦然赴死，也绝不犹豫；二是团队成员始终坚持官兵平等榜样示范的原则，人们自觉坚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为缓解粮食危机，身为红四军的军长朱德都常常与普通士兵一起挑粮上山。这种过硬的道德品质使广大革命者无论是在革命处于顺境中还是处于逆境时，都能始终自觉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自觉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紧密地团结党组织的周围。
其次，过硬的道德品质是促使“中国梦之队”发展壮大的关键。
团队成员的道德状况成为人们衡量该团队能否为其他社会成员所认同、所接受的一个重要的表象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加入某个团队之前通常会考虑这么两件事：一是加入这个团队，对于自己是否有利，二是这个团队现有的成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即他们的德性如何。红军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被老百姓誉为自己的子弟兵，关键在于红军过硬的职业道德。红军过硬的职业道德集中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在刚接触工农革命军的时候，也并不了解这支军队与旧军队有什么不同之处。在严格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后，人民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为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带领战士挖井，为解决群众劳力不足的问题，朱德等领导人亲自下田为农民插秧，这些均是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真实写照。在老百姓看来，红军就是亲人。人民不仅喜欢他拥戴他，更是纷纷送自己的亲人当红军。关键时刻，人们群众自然会发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呐喊，为了中国梦而甘愿赴汤蹈火。据统计，“三大战役我军共动员支前民工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达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在千里运输线上，奔流着一支亘古罕见的支前大军，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依靠人力和落后的工具，翻山越岭，破冰渡河，谱写着一曲人民战争的动人凯歌。”[7]
四、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铸就导向力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或思维的程序。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既有人类所共有的思维规律、思维方法, 也有在自己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特色的考虑问题、认识事物的习惯方式和方法。离开正确思维的指导，革命活动固然可以在理想信念和伟大的精神力量的驱动下勃然兴起，但却难以持久和深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8] 这种思维方式帮助人们矫正非理性的错误倾向，让人们思想与行为不左也不右，最终引导和激励人们遵循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为团队事业的发展最终形成强大的导向力。
首先，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哲学基点。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通过辨证思维与理性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探求中国革命道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明确告诫人们，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然而教条主义者似乎忘记了忠告，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本，照搬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模式。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革命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绝境逢生从弱到强，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团队另一种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日趋成熟。实事求是的息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认识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和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不搬模式，不搞本本主义，冲破精神枷锁的束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创后便立即充分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到1945 年，全国共建立了19 块抗日根据地，人口 9000 多万，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发展到 90 多万，民兵 200 多万，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包围，为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9]
其次，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形成革命科学决策的根本条件。
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就是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不唯书，不唯上，客观地识事，科学地析事，从而使人们能够做出科学的决策，并能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创造出适应革命形势的新办法、新策略，用于指导自己新的革命行动。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0](p606)实事求是则是正确理解三个基本问题并做出科学决策的关键所在。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土地革命将自身领导的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紧密结合起来，在战争中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客观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形成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针对党员大部分是农民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以及组织建设，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通过对战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在不同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分别制定了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决策，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一切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力量实现大联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归结于两个团队实力的比拼。团队实力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硬实力，一是软实力。然而，“光靠物质的条件，我们决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1] （p14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梦之队”正是凭借着红色文化铸就的导向力、凝聚力、推动力和吸引力这些非物质性力量，完成了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过渡，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启了“梦之门”。“中国梦之队”经过64年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弘扬红色文化，对于当下或未来的中国梦之队的力量生成依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功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1969
[2] 李水弟，红色文化的政治内涵 [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 萧天石，孙子战争论-世界名将治兵语录[M].华夏出版社 2007年
[4] 彭厚文,建国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 [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
[5] 刘学军，政治文明的文化视角[M]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7] CCTV,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解放战争期间的人民支前运动 2007年10月1日
[8] 刘梦兰，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初探 [J] 益阳师专学报(哲科版)1987年第1期
[9] 刘爱武，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 年第1期
[1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