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叛逆者 探旷世怪才辜鸿铭北京故居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第一个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天生的叛逆者是对辜鸿铭一针见血的总结。
走近这位号称“清末怪杰”辜鸿铭位于北京的故居，去感受他异于旁人的真性情。
其人：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4号和30号中间的空白
从北京地铁灯市口站出去，往北一点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柏树胡同，胡同很好找，而且在胡同口的墙上钉了块铜质的铭牌，上面清楚地写着：26号曾是著名学者辜鸿铭寓所，现为王府井宾馆。
因为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走在胡同里，两边停了很多汽车，虽然树木葱郁，但走几步就能发现一个旅馆或是小饭馆，倒是为人们提供了些许的便利，只是却少了一些胡同幽深的气质。这里比其他商业街多了一份宁静，跟其他胡同相比又多了几分聒噪，这也许就像是世人对辜鸿铭的评价一样，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柏树胡同在明朝，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
按着偶数的门牌号一间一间地找过去，24号的下一家便是30号了，中间只留下一块白白的天空，连王府井宾馆也不见踪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见两位正在门口闲聊的大爷，便上前询问起来。原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门牌号变更成了柏树胡同30号，而前几年王府井旅馆因为一些原因倒闭了，现在变成了眼前的这座被综合利用起来的小楼。如今柏树胡同30号二楼成了东城区国税局的办公楼，一楼被一家叫“都一斋饭庄”的小饭馆占据了。知道了“今生”，咱们再去探探故居的“前世”。
居留北京时已白发苍苍
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一生中待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天资聪颖，10岁的时候被养父布朗带到英国，从此，辜鸿铭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先是在英国，后又到德国等等，足迹几遍西欧。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尤其对于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可与英国的文章大家比肩。
年近而立，辜鸿铭返回祖国，此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中充当幕僚，长达17年，很受张之洞的器重，也因此，辜鸿铭有了进京的机会。##end##
1903年春，张之洞奉旨入京，辜鸿铭作为随行人员同行，但这次入京张之洞并没有达到他仕途上的目的，朝廷并无倚重他的迹象。次年冬天，辜鸿铭随着失望的张之洞到了武汉。
1907年，张之洞再次奉旨入京，和上次不同，这次的张之洞春风得意，跻身晚清廷臣首席，作为幕僚的辜鸿铭，也和上次的短暂居留不同，举家16口北上来京，而这一年，辜鸿铭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虽然张之洞很器重辜鸿铭，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北大的辫子怪人
辜鸿铭被人们熟知是在他作为北京大学教授时期，因为这所“兼容并包”的名校，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位与北大民主风气背道而驰的“怪人”——在海外游历多年却固执地保留清朝发辫和固执地坚持皇权的“疯老头”。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让旁人大跌眼镜：“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却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只言片语中想象当年的情景
对于辜鸿铭来京后的住处，所有的资料中都只有简短的“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几个字。而这所小院的得来，大部分的说法是由个满族人租来后所赠。“椿树胡同”是确认了的，“赠与”这一点人们也大多认同，只是在谁赠的问题上说法不一，虽然这些细节无法确知，但辜鸿铭最后在这个小院里故去却是不争的事实。
翻阅了很多资料才找到描述当年小院的只言片语。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
有人说它“典雅”，有人说它“寒素”，仅仅是很不确实的两个形容词描绘出当时的情景，后来这里和很多故居一样，挤进了五六户居民成了个大杂院，院子的门仅容一人进出，逼仄的过道只有一米左右宽，几乎不容转圜，所有的房子都拥有绿色的房门和窗框，没有任何古意，更不要提宏大的宅门。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他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里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说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曾经的孤傲的独门小院竟是名人竞相拜访之地
如今的胡同已像一条小街那样宽阔，少了一丝文人雅致的感觉，但这条胡同却曾走进过很多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经由上海来北京，被他视为行程中最重要的事的就是来这所小院拜访辜鸿铭先生。他的朋友告诉他，在北京，紫禁城可以不看，但辜鸿铭不能不见。在18号院里，他未能避免辜鸿铭的一番冷遇，但这次拜访仍成了他对于北京、对于中国最重要的记忆。对朋友的话，他衷心地感慨：“言不我欺!”
同样在这小院里遭受冷遇的还有英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毛姆。毛姆想要拜访辜鸿铭的要求被拒绝后仍不死心再次来到小院，没想到刚跨入屋内就被辜鸿铭抢白了一番：“你们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你们一招手就非来不可?”这番话让毛姆无言以对，下不来台。
而曾踏足这座小院的文人墨客以至政界豪强，又何止他们二人呢?为了拉拢这位顽固的饱学之士，许多军阀怀着各种目的到此拜访，就连袁世凯也曾派人前来。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也都曾登门拜访。1928年，辜鸿铭潦倒地在这里病故，而如今柏树胡同30号楼的门前，再无如此密集的名家足迹了。
傍晚的胡同中，晚饭的炊烟升起，路边烧烤摊上烟雾缭绕，香气伴着炙烤的气味冲进你的鼻子，自行车喑哑的铃声，汽车尖锐的鸣笛声，夹杂着收破烂的吆喝声……人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而今天的他们，全然不知辜鸿铭是何许人也。
辜鸿铭的足迹早已不可寻，本就是赠与的房子，肉身既逝，自当奉还。而他的一双女儿也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投奔了苏州的一家寺庙，落发为尼去了。这位奇人的足迹就此在这里消失，唯留无限遐想在已经鸿儒不再的街巷庭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