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价值：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双重维度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摘要]  科学与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尺度。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仅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道路选择等科学之维的内容，同时也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最高标准等价值维度的内容。剖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双重维度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科学；价值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过较为深入详细的论述，但鲜有人从科学与价值的哲学维度予以深刻剖析。科学与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尺度。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仅探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道路选择等科学之维的内容，同时也探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最高标准等价值维度的内容。剖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双重维度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之维

真理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尺度。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其思想和行动要符合客观对象的规定性和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哲学方法论高度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下面从科学认识论、科学分析论、科学实践论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1． 科学认识论

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唯物认识论要求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力图使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要求做任何事情、任何决策都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合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闹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亦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论，从客观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极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政治主题。

第一，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国后，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强调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一穷二白”，不发展就会被开除“球籍”[②]。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③]。为了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④]。60年代初，他再次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⑤]，并且将“四个现代化”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毛泽东制定了两大战略方针：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⑥]。“三大”改造结束以后，他向全党宣言：“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⑦]。二是实行“两步走”的赶超战略。从中国国情出发，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期性，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⑧]，而当前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为了尽快建成“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作出“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为我党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指针。##end##

第二，政治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斯大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一直否认社会主义还有内部矛盾，直到1952年才勉强地承认。毛泽东通过考察中国的基本国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公开承认我国还存在矛盾，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⑨]。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⑩]。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而在于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在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前提下，毛泽东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用专政和强制的方法，后者则用民主和批评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具体地说，在政治制度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政党协商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我党调整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科学原则。

2． 科学分析论

如果说实事求是是科学的认识方法，那么辩证分析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是辩证法的原则，要求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办法”[12]。矛盾的辩证分析法是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灵魂。在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合乎中国实际和需要的理论创造。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样用此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的科学思想。

第一，发展道路：以苏为鉴戒，走自己的路。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而事物的矛盾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依据，不同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将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般规律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结合点上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苏联模式，毛泽东反对照搬照抄，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走自己的路。建国初，鉴于我党理论经验的准备不足，他曾号召“学习苏联”，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联模式暴露的弊端，使毛泽东更加坚定决心“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13]。1956年，毛泽东同拉丁美洲的代表谈话时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14]毛泽东根据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迈出了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为日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第二，发展方针：统筹安排，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和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矛盾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如果只看到矛盾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就会犯“一点论”错误；如果将矛盾双方等量齐观，则会犯“均衡论”错误。毛泽东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作出精辟分析，提出了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具体地说：在农、轻、重工业关系上，主张工农“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生产；在工业布局上，强调沿海与内地并举，协调发展内地工业和沿海工业；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上，要求“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15]；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适当放权于地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上，主张适当降低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积累和消费、建设和民生关系上，主张两者兼顾，但重点放在“大仁政”即经济建设上；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坚持了用全面的、联系的、矛盾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方法论的理论资源。

3．科学实践论

实践是人们自觉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认识世界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科学的实践，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认为，要发挥主体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16]。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运用科学的实践观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不要违背客观规律蛮干的科学观点。

第一，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再生产中，保持两大部类的合理比例，是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前提。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遵循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17]1959年，他在反思“大跃进”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毛泽东认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8]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19]。如何保持综合平衡呢？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我们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按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20]为了使计划合乎经济规律，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21]总之，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对此人们只能去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而不能违背它。遵照毛泽东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方针，我国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第二，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马克思曾预言，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复存在。在毛泽东看来，“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党内一些人之所以否认商品生产，就在于害怕搞商品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对此，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2]。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3]。与商品生产和商品关换相联系的，就是价值规律。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等价关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24]针对“大跃进”时期的产品调拨现象，毛泽东认这，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25]，断定“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要“严格按照价值规则、等价关换办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日后市场经济跃上中国历史舞台奠定了理论准备。

二、价值之维

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另一个基本尺度。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之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之维，艰难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等问题[26]。

1．     价值目标论

价值目标是价值主体依据其需要和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认识而设定的未来客体的模式。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追求共同富裕；谋求人的发展。

第一，追求共同富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建国后，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毛泽东积极探索一条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对“共同富裕”作了这样的设定：作为起点，意味着机会均等，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作为过程，意味着同步富裕，只能集体致富，不允许贫富分化；作为结果，意味着同等富裕，所有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呢？首先，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毛泽东坚信，私有制是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是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还是一种高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能从起点、过程、结果三个环节确保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曾说：“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裕的”[27]。因此，他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次，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毛泽东主张通过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这样不仅能使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还可避免“单干”生产方式可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危险。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虽然在后期实践中出现了经济效率长期低下、群众生活普遍穷困的后果，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立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第二，谋求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承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毛泽东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两方面：一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作为类存在物，既是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的主体，自身只有在劳动中才能不断获得发展。毛泽东将每个人劳动能力的充分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并力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实现。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三育并重，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8]60年代，他甚至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以使社会主义建设者都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至于这种“新人”的培养途径，毛泽东则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二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个性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与束缚，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自然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破除了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障碍，为每个人各具特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毛泽东正是从个性解放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来呼吁个性发展的：“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9]在毛泽东看来，人的个性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解放和发展个性，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公允地说，尽管毛泽东关于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未免有些重工具性、轻价值性意义的倾向，但他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目标，不在于达到了什么样的理论高度，而在于彰显了社会主义重视人、关心人的价值之维。

2．     价值标准论

价值标准是价值主体判断事物有没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尺度。毛泽东把广大人民群众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言行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0]毛泽东的“人民利益标准”论，着重强调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两个根本性的价值问题:依靠谁和为了谁。

第一，明确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主体地位，解决了“依靠谁”。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3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超越了中国古代工具论的民本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3]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只要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形成铜墙铁壁，创造人间奇迹。

第二，明确人民群众的价值受益主体地位，解决了“为了谁”。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4]。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明确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5]。1954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阐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6]一切为了人民，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毛泽东人民利益观的实质。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即价值创造主体，同时又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即价值受益主体。价值创造与价值受益的统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突出而显明的价值之维。

3．价值导向论

价值导向是指由一定的社会集团所倡导而纳入主导价值体系、成为追求方向的价值取向，即社会主导价值观。在阶级社会中，价值导向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语境中的显性话语，担负着动员阶级力量、整合社会资源、调节利益关系、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向自身认同、转化的重任。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包含四点：

第一，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只能转向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37]。秉持这个信念，建国后，毛泽东一直思考如何从体制、思想两个层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当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体制层面的社会主义确立起来后，毛泽东认为要发动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才能在价值导向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集体主义的利益取向。集体主义原则的核心是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时，毛泽东虽然主张“公私兼顾”，但更强调和重视长远的、整体的、集体的利益，认为它们本身包含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他说：“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就改善了”[38]。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甚至完全抛弃“三兼顾”的正确原则，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了。不可否认，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有力地促进了价值主体集体感的增强，使个体的社会性、类本质凸显，从而更关心社会需要的满足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第三，国家伦理的道德诉求。国家伦理是指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国家道德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担负起动员一切力量、整合一切资源以夺取革命政权的历史重任，必须用破私立公、无私奉献的革命道德标准要求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这种革命道德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保障，建国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伦理的首要选择。在毛泽东看来，夺取政权靠的是共产主义觉悟和理想，巩固政权也要靠共产主义的道德操守，否则革命成果会得而复失。因此，他领导开展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力图将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不断灌输到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以此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尽管国家伦理一元化不利于思想解放，但在那个特定时代它起到了实现社会整合、进行社会动员的积极效果，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景观，时至今日，人们仍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第四，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颇具特色的价值导向。作为一种主导价值观，“艰苦奋斗”包含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等概念。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首先作为政策层面的战略方针和治国方略，而后再转化为思想层面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首先，“艰苦奋斗”是一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强调，“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反之贪图享受、骄奢淫逸、腐化坠落，就会脱离群众，滋生腐败。其次，“艰苦奋斗”是一个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策略方针。“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主体是人民群众。任何“创业”活动都必须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才能找到创业的实现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更注重用道德精神而非物质利益来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比如，他用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甘当“傻子”的雷锋精神来进行思想发动，在各条战线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

不可否认，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看，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价值导向发挥了规范行为、激发潜能、凝聚人心、维系社会的巨大作用。

三、小结

科学和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两个尺度。二者是对立统一、相互贯通的。没有真理原则的指导，价值原则就会脱离正确的轨道；没有价值原则的引导，真理原则也得不到坚持和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正是遵照科学与价值统一的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难探索，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从1956-1966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生产初具规模，交通运输明显改善，农业建设初见成效，科技教育进展显著，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事实。

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科学与价值相统一原则并没有彻底贯彻始终，不时出现了科学与价值相分离的情况，即只重视价值维度的实现，却忽视对科学维度的遵循，从而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比如，为了加速建成社会主义，他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的作用，搞“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从而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原则；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偏离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科学原则；为了实现分配公平，他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并夸大人的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从而偏离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原则。

尽管如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开创者，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他所犯错误的深刻教训，为创立科学与价值高度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借鉴。比如，当代中国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以人为本”，又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体现了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内在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