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进口的就业效应，以H-O-S模型为代表的既有理论显得过于简单。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来对外贸易的基础已经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进入了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时代。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进出口一是贸易规模增长迅速，二是中间品贸易迅猛增长，三是产品的多次进出口，四是贸易与投资相伴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口的就业效应就与H-O-S理论的结论不尽相同了。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进口及其各自的就业效应。
首先来看中间品进口的直接就业效应。如前所述，目前国际贸易的基础已经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时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仍处在中低端位置，扮演的主要是进口加工组装的角色，这无疑带来了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如果说以往中国的进口加工组装角色大多伴随着FDI的增长，中间品进口的就业效应毋宁说是FDI的就业效应，那么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成长，更多的中间品进口并不再必然伴随着FDI而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独立生产行为。同时，进口加工后也不一定返销出口而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由此中间品进口的就业效应变得更加显著。在这方面，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这种效应的存在。如唐东波（2012）对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也指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
其次，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产生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东道国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宝贵平台（余淼杰，2010）。国内厂商在对进口中间品进行进一步地加工组装时， 能够比较容易地模仿和学习进口中间品中包含的生产技术。同时，在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行跨国生产时也能够借鉴和学习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由此，国内企业能从对进口中间品的加工组装中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并进而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当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又进一步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偏向和劳动与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如果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则必然能够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则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将进一步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如果资本与劳动是互补的，那么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增加对资本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反，如果资本与劳动呈替代关系，那么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吴国锋和谢建国，2015）。 Acemoglu（2002）指出，进口会导致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也证实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确实偏向资本。但由于中国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是互补的（罗长远和张军，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因此，进口引致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仍能够提高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