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亨利·詹金斯出版了《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关注到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化的生产与流动，描述了通俗文化世界主义的景观。技术融合、技术赋权所随之产生的文化新范式成为詹金斯媒介研究新视角。
影响世界的《数字化生存》所言的“互动性新媒体”确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Web 2.0时代到来成为现实，平台开放、用户分享、信息聚合特征日益凸显，用户主导生成内容互联网产品成新的模式。网络的互联性构筑了一个开放性、互动性的社区空间。詹金斯用大量案例集中阐释了“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这一概念。詹金斯认为，融合是一种范式转换，原本媒体独享的内容因为技术介入得以实现跨媒体多渠道流动，各种传播体系相互依赖形成了新的媒介生态圈，在互联网的协助下，电视制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通道从单向趋向双向。
在融合媒介业态下，曾被质疑的参与文化呈现出新的生命力，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三者的创造性思维融合，让文化工业呈现出双向互通的道路。以大型媒体、大型传媒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力量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推动文化产品的跨媒体流动，同时，自下而上的消费者更全面地参与到融合过程中，或更紧密地与媒体制作人建立关系，或更坚决地进行文化权利争斗。伴随着新旧媒体的冲突与融合，在旧媒体时代总体上被动的、可预测的、孤立的、沉默的消费者在融合时代变得积极、流动与喧嚣起来。[][7]
在新旧媒体冲突、融合时期，技术赋权使得参与文化呈现出互动性、开放性和对话性的特征，信息流动更为多向性；媒体消费者与制作者之间界限趋于消弭，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化，知识分子、草根群体和大众文化粉丝圈层在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变得更加积极。传统上垄断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媒体生产权遇到挑战被打破，呈现开放态势。在新闻传播领域，博客记者、参与式新闻、众筹新闻改变了新闻传播业态，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后，读者和观众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在大众文化生产领域，网络作家与独立制作人呈现了文化生产的多面向；粉丝数字电影制作者开始进入业内主流行列；德拉吉报道、超女粉丝利用新媒介技术形成的粉丝文化、“山寨网络春晚”代表了一种更活跃、更自主、更富参与性的大众文化生产。“狩猎”一词对应“盗猎”，彰显的是人们参与文化的权利与生产文化的主体性。
亨利·詹金斯乐于分享融合文化中集体智慧的创造性以及参与文化带来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影响。詹金斯引用法国数字文化理论家皮埃尔·莱维创造的“集体智慧”这一概念，对参与文化进行了进一步解读。皮埃尔·莱维说，在互联网上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专长来达到共同的目标：“没有人无所不知，但是每个人又都各有所长，所有知识都寓居于人。” 詹金斯认为融合实质上是在鼓励参与和集体智慧，他分享了《幸存者》节目与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集体智慧”所扮演的角色[][8]，并乐见“粉丝社群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来实施政治影响（对喜欢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通过利用新的社会结构（集体智慧）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参与文化）来实施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