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消极亚文化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另类表现
对“佛系青年”的出现应该辩证的看待。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也是发到国家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使社会走向发达和富裕的另类表现。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瑞典等弥漫着颓废厌世情绪的“英国病”，美国和西欧国家出现了嬉皮士运动的文化思潮，一些年轻人反抗和批判社会主流的政治、习俗和价值观，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方式生活，甚至酗酒、吸毒、纵欲、同性恋，甚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日本在21世纪初也出现了所谓的“丧文化”，年轻人不想工作和结婚，对于拥有物质和出人头地毫无欲望，选择在家每天看漫画、打游戏，这种现象被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写成了《低欲望社会》一书。2000年之后，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工作和事业上的雄心，沉湎在“小确幸”里，即微小短暂的幸福。
上述现象的出现是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息息相关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等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地增长，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高福利政策导致社会失去朝气活力。彼时的年轻人一出生就身处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使得他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自1990年代初达到经济顶点之后，此后就陷于长期停滞，年轻人在年功序列制盛行的企业里面晋升困难，创业的机会不多，事业上很难进一步发展；同时，社会的物质已高度富足，年轻人就是不工作也没有温饱之虞，所以就转向精神需求方面，游戏、娱乐和色情产业等畸形发展。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率缓慢，每年多在1%~2%之间徘徊，大多数人的薪资水平与十几年前差别不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大薪水低，于是他们既自骄又自怜，自我安慰的文化由此兴起。
2. “佛系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对巨大社会压力的消极对抗
首先，“佛系青年”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产物，是一些城市“中产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消费时代”已经来临，尤其在一线城市和大城市中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一般家庭积累的财富也具有相当的基础，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流的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中产社会已经相对成熟。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自身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即使一些年轻人的家境差一些的，基本的生活其实是有其支撑的，在温饱问题是并不存在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领域的规范性日渐增强，社会也逐渐进入了相对成熟和平稳的轨道。因此，一些青年对于未来生活没有很大的焦虑，难以产生很强的奋斗精神。“佛系青年”表现在消极避世，一部分青年在表面上无欲无求实际上更愿意沉溺于当下的物质享受之中，而不是将各种心理期许转型和投射到更高的精神领域之中。
其次，中国整体社会在现代转型的同时竞争日益激烈，“佛系”的观念和行为是对社会压力的消极对抗。青年作为“危机的一代”，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生数量增加使得学历的优势不再明显，一些年轻人在就业和事业发展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一般人要快速有所成就，除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之中，并非易事。青年人越渴望进入社会精英阶层，越容易遭遇压力与风险，受到挫折的可能性更强。与北欧高福利体系不同的是，中国的“佛系青年”面对着高房价、高物价、教育经费以及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现实压力。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十分迷茫无法适应，初入职场产生了焦虑和困扰，于是只求自身安稳，渐忘了曾经的远大理想，寄托于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人生幻象之中。人，一些人因无法及时缓解社会压力，重复性失败最终形成沮丧、放弃、任人摆布的心理与行为。青年人不断地遭受挫败且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产生“万物努力也是皆空”的态度，形成逃避现实、逃避挫折的心理。“佛系这个风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时代焦虑，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这代人对于焦虑背后不同的心理应对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