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的代表。虽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因为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儒家思想之中也蕴含大量积极与合理的成分，具有愈久弥新的现代价值。儒家生态理念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解决途径，与党中央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相契合，是构建当代生态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一）儒家生态理念为当前人类面临着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经对人类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各国现代化的标本与参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随着海外扩张和殖民统治，他们把其生产方式强加给其他民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3]。世界各国纷纷从各种社会形态向西方工业文明转型。但是，随着工业文明导致不可遏制的生态问题出现，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正逐渐被人们意识到，并不断加以矫正。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人类对政治与经济、文明与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提升与深化。生态文明就是对工业文明深刻反思与扬弃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西方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很早就开始从自然抽象出“存在”，从自我中抽象出“精神”。“这种抽象是对原始有机的统一的自然观的进步，但也埋下了人与自然分裂的种子。”[4]自然与人关系这个人类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出现截然不同的回答。西方哲学侧重突出人的主体性,反映在二者关系上就是主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决定了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持的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机械自然观。工业文明强化人对于自然客体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世界观指导下，“科学主义”“工具理性”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样板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并逐渐泛滥，人类文明之中原来丰富人文精神不断被扼杀、社会群体的“价值理性”不断被弱化，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是人类出现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工业文明虽然导致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人定胜天”理念下用现代工业科技变革自然、创造新物，以人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对立与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天人相争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是现代全球性的、灾难性生态危机总的思想根源。
东西方文明在生态价值观差异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上，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哲学与世界观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说生态价值观上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哲学与世界观的差异的表现。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与西方哲学突出人的主观意志的“天人对立”的思想差异反映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显著差别，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东方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西方截然不同。儒家认为自然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离的共同性意识。虽然也有“制天命而用之”等迷信的、因果报应的封建糟粕，但不占主导位置，也不代表东方文化的主流。儒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在尊重客观规律、敬畏“天”之道的基础之上的和谐相处，做到敬天、畏天、知天。“天”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被伦理化，也就是上天的规律与道理只能在人世间寻找依据，也就是从人世间的共存关系探寻自然的规律，不承认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格神或者上帝存在。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尊重自然，亲近自然，把自然当成朋友，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思想矫正了人与自然的不正常的关系，为当今社会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和途径。
（二）儒家生态理念与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观念相契合
生态文明是对当今世界普遍的现代化意义的工业文明全面超越与扬弃的基础上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人类对政治与经济、文明与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提升与深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角度、以战略的高度做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实施，这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渐同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协调并进，有序推进。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深刻反思与积极扬弃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将人类文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文明”问题，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等，标志着党中央“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崭新理念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