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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阮啸仙的农村宣传思想
 
更新日期:2023-10-07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浏览次数:594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论阮啸仙的农村宣传思想摘要:阮啸仙在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宣传下乡工作,并对农村宣传的理论与方

 

                  论阮啸仙的农村宣传思想

                      

    摘要:阮啸仙在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宣传下乡”工作,并对农村宣传的理论与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从宣传功能、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队伍和宣传方法等方面概括出了一套完整的农村宣传理论体系,对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阮啸仙;农民运动;农村宣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阮啸仙(1898-1935)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主任兼历届教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还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他不仅是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家,而且还是卓越的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在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深入思考和研究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特点,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革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阮啸仙还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宣传下乡”工作,并对农村宣传的理论与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阮啸仙主要从宣传功能、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队伍和宣传方法等方面对农村宣传工作进行探索和思考,提出来一套完整的农村宣传的思想体系,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宣传功能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贯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其视为教育、引导和组织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阮啸仙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和开展“宣传下乡”的实践中,对农村宣传的功能、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从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宣传工作的意义,强调“宣传的工作非常之重要”。[2]他还举例说明:“在广东克复东江,征服南路,得着农民之实际参加,就是宣传的力量。”[3]据笔者统计,“宣传”一词在《阮啸仙文集》中至少出现了89次,其他如 “鼓吹”、“演讲”、“宣言”和“教育”等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正因为阮啸仙对农村宣传的重要功能有着高度明确的认识,所以才有他积极开展“宣传下乡”的伟大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理论体系。在阮啸仙看来,农村宣传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唤醒、组织和教育农民等三个方面。

1.唤醒农民。阮啸仙认为,国民革命若要成功,首先必须唤醒农民,向他们“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4]并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他在《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全国国民共同奋斗,然后革命可以成功。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反之则革命必可立而待。”[5]在阮啸仙看来,农民占有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若不先把农民唤醒,组织起来,就说打到土豪劣绅,一定反为他们所打倒的!”[6]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必须充分认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唤醒农民起来革命。

2.组织农民。张闻天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7]阮啸仙同样指出:“我们的切要工作,在于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宣传与组织,为与群众长时间之接触而结不解之缘也。”[8]阮啸仙不仅强调宣传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宣传与组织的关系,注意突出宣传对组织的重要作用,认为宣传工作是为国民革命“鸣锣开道”,而组织工作则是为了巩固基础。阮啸仙通过分析鸦片战争时期的农民暴动、义和团与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认为是“因为没有组织,没有革命的理论与方法,所以……终归失败。”[9]由此可见,通过宣传工作来组织和动员农民,无疑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

3.教育农民。阮啸仙在论述农村教育的情况时指出,由于农村经济十分落后,从而导致“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类皆陷于不识字的情况,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普通一般贫农子女,都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农民愈无知识,则愈无民族国家的觉悟,与战斗能力,而且很容易为反动派所收买与利用。故现在革命运动当中,最要紧的是筹设农村教育。”[10]对此,阮啸仙强调除了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开展补习与识字运动之外,还主张通过政治的宣传与组织的训练,“使一般失学者能读能写能思索,以启发其民族的国家觉悟,与战斗能力,”[11]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达到教育和改造农民的目的##end##。

    二、宣传对象

农村宣传的对象,就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阮啸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国民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农民问题,对农民的革命地位、阶级属性和自身弱点等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进而对农村宣传工作提出具体切实的指导。阮啸仙对作为宣传对象的农民的认知与思考,主要体现在革命地位、阶级属性和自身弱点等三个方面。

    1.革命地位。阮啸仙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指导,密切联系当时旧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对农村问题与农民运动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和主力军的观点,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中国人数,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全国人数计算,佃农及雇农占百分之六十及以上,……中国农民人数百分之六十是贫民,是很可以革命的。所以农民在社会上经济上占很重要的地位。”[12]阮啸仙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在工业发达或不发达国家,农民所占的地位都十分重要,“所以各国工人革命同志,皆讨论怎样才可以唤起百分之八十之农民来参加革命。”[13]他还通过分析俄国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成败的原因来强调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俄国革命,在一九〇五年之所以失败,因工人单独起来革命,不顾农民,”而“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亦是由于没有与农民联合的缘故。”[14]由此得出结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可或缺,也不能忽视。

    2.阶级属性。阮啸仙在著名的《中国农民运动》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经济地位为标准,把全部农村人口分为四大阶级和九个阶层:大地主、土豪劣绅;自耕农、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兼佃农;佃农、佃农兼雇主、佃农兼雇农;雇农。阮啸仙指出,大地主与土豪劣绅“属于地主阶级,是压迫农民的阶级”,[15]是革命的对象。对于自耕农,他将其分成三个阶层,即纯自耕农、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兼佃农,并认为自耕农“皆为小有产阶级”,“不热心革命而且怀疑革命, 不敢前进。” [16]他把佃农也分成三个阶层,即纯佃农、佃农兼雇主、佃农兼雇农,认为佃农是“半无产阶级”,“故有倾向革命之趋势。唯无产阶级的雇农,生活困难,觉得非革命不可。”[17]由此可见,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农村不同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因此,我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必须依靠那些“觉得非革命不可”的雇农和“很可以革命”的佃农,同时团结“具有革命的动摇性,但能参加革命”的自耕农,打击“压迫农民阶级”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阮啸仙对农村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和论断, 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结论基本一致,从而为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3.自身弱点。陈独秀在分析农民问题时指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18]阮啸仙同样明确指出:“农民散居乡间,不易集中”,而且“受宗法社会之旧思想习染太深”,虽然“觉得非革命不可,但每找不到出路,间多流入土匪队伍,或为人欺骗,作猪仔卖出南洋,变成流氓式的无产阶级。”[19]一方面,“在久受压迫之下的农民,因畏惧而妥协而帖伏,”[20]对于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不敢想法子以抵抗”;[21]而另一方面,“农民缺乏政治常识,每因政局变动,而轻举妄动失败。此是很大的缺憾。”[22]对于农民自身存在的弱点和问题,阮啸仙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感到失望而放弃,而是认真分析原因和探寻对策,强调通过“扩大组织和宣传”来加以解决。

    三、宣传内容

阮啸仙早年因受陈独秀的直接影响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从一个学生运动领袖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村问题,先后撰写了《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民协会残杀农民事件》、《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著名的《中国农民运动》等重要文章和著述,既用于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向纵深发展,又用以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与方法。阮啸仙对于农村宣传具体内容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农村危机、农民协会、工农联盟、武装斗争和农运经验等五个方面。

    1. 农村危机。阮啸仙在《中国农民运动》中指出:“把农民一切痛苦,尽量宣传到农民群众中间去,以刺激起他们的同情心;同时,尤须解释他们致苦的原由,把大地主和绅士们等罪恶,赤裸裸地宣布出来。同时给方法他们去组织,并喻以‘单者易折众者难摧’之义,巩固他们的团体,如农民协会。”[23]他还在《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中系统论述了农村的危机、农民贫困的现象以及农民运动的原因,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呈现出 “土地分配的不足”、“粮食的恐慌”、“收入的低浅”、“灾荒的频仍”、 “失业的众多”和“农产品价格低落品额减少手工业破产”等严重危机,农民因此而出现 “借债与典当”、“减少家庭生活费”、“卖妻鬻子溺女”、“当土匪,当兵,卖身当猪仔,当苦力,流离” 等贫困乃至“死亡”的现象,而这一切皆源自于“新兴小官僚之地主阶级炒地皮”、“地主与资本家的重租金及高利贷之剥削”、“乡绅土豪的武装压迫”和“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之摧残”等,[24]最终导致农民“没有生路可走,他们只有起来革命”。[25]阮啸仙还特别强调,要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痛苦及其根源,进而为宣传鼓动工作奠定基础。

 2. 农民协会。由于阮啸仙曾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所以他所撰写的工作报告、提案、演讲、通信和著述等,大量内容都涉及农民协会的问题,包括农民协会的宗旨、组织、管理与训练等,这也是他进行农村宣传的重要内容。阮啸仙在《国民党与农民协会》中指出:“农民协会是农民为自己谋利益的唯一团体,”[26]并引用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加以说明:“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意旨,集合全国受压迫之贫困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于谋农民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27]在阮啸仙、彭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发展迅猛,却招致了地主阶级的极端仇视。他们不仅勾结官僚政府,摧残农民协会,杀害农民领袖,而且还造谣污蔑农民协会是“土匪机关”,而且“干涉行政司法”、“反对北伐”和“反革命”等,[28]妄图彻底消灭农民协会。针对反对势力的猖狂进攻,阮啸仙除了组织革命军队进行武装镇压之外,还积极开展对敌人的“反宣传”斗争,彻底批驳对农民协会的各种诬蔑和诽谤。他用实际行动说明,在进行正面宣传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及时清除反动宣传的“噪音污染”,从而保证革命宣传取得实效。

    3. 工农联盟。阮啸仙把农民问题与“社会革命”密切联系起来,不仅提出了“建立无压迫无阶级的共产社会”的革命目标,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并以此作为保障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阮啸仙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农民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奋斗的革命同盟者,”而且“农民因小农经济生产的种种客观所影响”,“必受工人阶级的领导”。[29]阮啸仙分析指出:“因为农工地位相同, 在社会上受经济压迫是一样痛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大地主的压迫,而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亦是一样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由农民出身,所以革命感情浓厚,他们是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可以合作到底,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无压迫无阶级的共产社会。” [30]在倡导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阮啸仙还进一步提出,在农村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联合战线”,在城市建立以工人为主导的“都市革命的联合战线”, 并强调“这两道——工农阶级所领导或影响而联合的整个‘国民联合战线’就是中国革命的一把并州剪, 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31]

    4. 武装斗争。阮啸仙是中共党内最早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武装起义夺取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他早在《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中就曾指出:“军人和劳工农民携手, 军械在无产阶级之手, 社会革命……可以猛向资本主义,下总攻击了。”[32]而且,“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33]阮啸仙在谈到解决民团、大刀会等问题时多次指出:“此种农民武装,便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不加入活动,不从事宣传,好容易变成农村军阀,……于国民革命进行有碍,于社会革命更有阻碍。因此,……指导同志们进去活动,从事教育、文化、宣传,并组织他们。”[34]他还强调要“设法宣传大刀会,使改变其复古观念,而导之归于农民协会正当组织之下。”[35]由此可见,阮啸仙对建立农民武装和开展军事斗争有着非常明确认识。后来,他还发表了《组织地方暴动的意义》、《农民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和《组织地方暴动的主要工作路线》等文章,阐明农民暴动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与方法,有力地促进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5. 农运经验。阮啸仙曾担任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以及历届教员,先后讲授《农民运动问题》、《怎样做农民运动》等课程。他根据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体会,总结出了七条经验:“一、宣传口号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查所得者,因各处之情形不同,而以最简单之方言出之。二、运动者以本地人为宜,否则都要找本地人做向导。三、以各乡之在城市作工者为运动员或介绍人,必更为有力,因其所处之地位相同也。四、运动者任何人都要自己处于农民地位做宣传的态度,是为阶级意义与利益相同之故。五、运动入手法:先出于调查,继则向个人作诚恳之谈话,然后做群众的演讲,杂以游艺性质,能使青年农民发生团体的兴趣,也不可忽视。六、组织的时候,要自己处于负责人地位,不可处旁观的态度,尤其是比农民要努力一倍,才可以指导训练之。七、成立后,要设法和纯农民时常通讯,使发生互相间密切之关系,切不可中途放弃。”[36]阮啸仙所总结出来的农民运动的经验与方法,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对于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宣传队伍

一般而言,宣传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政党、组织和新闻媒体等,统称为宣传队伍。阮啸仙最初是从一个文学青年和学生运动领袖起步,最终发展成为职业的革命家和宣传家。他不仅长期从事农村宣传工作,而且对宣传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并提出来很多建设性思考与认识。他认为,农村宣传队伍就是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传播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动员农民起来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阮啸仙对于农村宣传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主要体现在宣传部门、青年学生、先进农民和普通民众等四个方面。

    1. 宣传部门。自诞生之日起,中共中央以及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宣传部,负责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阮啸仙由于多年从事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所以非常重视农村宣传队伍建设,多次强调要加强宣传部门的管理,努力提高宣传干部的素质。阮啸仙还指出:“宣传部要开始调查或收集经济、政治——本国及外国——的状况,为宣传的材料,并从速设法成立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37]这样既可以提高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可以增强宣传部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2. 青年学生。早在广州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期间,阮啸仙就努力加强青年团及其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的建设与训练,并利用各种机会组织团员进行宣传工作,如集会游行、做演讲和派传单等,“努力做民众宣传,使国民革命易于进行。” [38] 阮啸仙还特别强调指出:“学生方面,仍侧重文化运动——主义宣传。” [39] 后来,阮啸仙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和教员期间,经常教导学生要深入农民群众之中,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和灌输革命思想,鼓动和引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从而把青年学生训练成为“农民运动之推土机”和“战斗员”。

    3. 先进农民。阮啸仙在论述对农民的教育训练问题时指出:“须选择其中较觉悟的分子,做宣传员的工作,使全部农民群众,认识他们为唯一出路,了解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利害关系,非革命没有别的法的了。”[40]为了培养农民运动与农村宣传人才,阮啸仙强调要开展对农民的训练工作,“多使农民实习,多使农民说话,多代为解释,至要紧的方法,勿多用贯输式,须多用启发式。”[41]一方面可以锻炼农民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搞好宣传鼓动工作。

    4. 普通民众。阮啸仙在实践中发现宣传者与被宣传者可以相互转化,因此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广大劳工、商人、市民等普通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使之在接受宣传的同时,又可以成为农民运动的宣传员。同时,阮啸仙还提出在农民中 “组织演讲会”、“研究科学的小组织”和“乡团小组织”等,[42]这样既可以培养和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也可以培养优秀的农村宣传队伍,使宣传工作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五、宣传方法

宣传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宣传形式、手段、技巧、渠道和策略等,是获得预期效果、实现宣传目的的根本途径。阮啸仙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宣传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强调要针对农民的特点,“要用方法去宣传,”[43]而且还总结出了很多切实有效的宣传方法,并对这些方法的运用加以分析和论述。阮啸仙对农村宣传的方法论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运用媒体、拓展渠道、创新形式、注重材料、结合文艺和讲究策略等六个方面。

1.运用媒体。在当时,报刊、图书是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阮啸仙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他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坚持学习、思考和写作,先后撰写和发表的文章、著述多达数十万字,仅在《阮啸仙文集》中就收录有各种政治评论、论文著作、工作报告、会议演讲、个人通信以及文学作品等共计63余篇,达27万余字。他青年时期还创办过《工业杂志》和《珠江评论》,早期文章主要在《工业杂志》、《青年周刊》和《新学生》等刊物发表,后期文章主要在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发表,而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主持工作期间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基本上是在《中国农民》和《犁头旬刊》上发表。这两本期刊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东省农民协会主办,是当时指导全国农民运动最重要的期刊,阮啸仙与罗绮园、彭湃等农运领袖都是刊物的主要编撰者。他们关于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重要论述,对于广大读者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拓展渠道。阮啸仙在论述农村宣传的方法时,一贯强调要注重拓展宣传的渠道与途径,包括媒介渠道、组织渠道和人际渠道等。他除了撰写大量文章在报刊上进行宣传鼓吹之外,还非常重视组织渠道的宣传功能,强调要充分利用党组织、青年团、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精神。阮啸仙在《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中指出:“选调同志多人偕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江东籍学生十人,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担任宣传工作。”[44]这样既丰富了宣传渠道,又锻炼了宣传队伍,为动员农民支持东江平叛作出了贡献。除此之外,阮啸仙还特别强调通过农民协会来实施对农民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指出:“在各级协会内办俱乐部,办劳动童子团、平民学校等,教他们唱歌,有意义的游戏,读书识字,尤其使他们参加农军训练。”[45]总之,通过多种途径拓展宣传渠道,从而使农民得到教育、训练和提高。

3.创新形式。宣传形式是宣传内容的载体,对开展宣传工作和取得实际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阮啸仙在文章中列举出很多宣传方式,如“演说”、“宣言”、“唱歌”、“巡行”、“传单”、“标语”、“口号”、“旗帜”、“壁报”、“画报”、“出版品”、“夜学”、“阅书报社”、“游艺会”、”“宣传团”等。尤其是在他的多篇演讲稿中,出现了很多充满号召力的革命口号,具有相当振奋人心的作用。阮啸仙论述农民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时,强调除了集会结社自由、乡村自治等之外,还特别强调农民要有“出版言论自由(组织演讲队、办宣传学校、游艺会、壁报、画报等)”。[46]这既是农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力,同时也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与方法。阮啸仙认为,农村宣传工作一定要密切联系农民的实际需求,运用农民所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并通过对宣传形式、手段与方法的创新,用以实现宣传的目的,达到教育的效果。

    4.注重材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7]阮啸仙同样也十分重视农村调查工作,并反复强调调查工作对于宣传、组织与训练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了调查,才有宣传的材料;有了宣传,才能做组织的工作;有了组织,才可得而训练之。”[48]在阮啸仙看来,只有深入农民之中,调查农民的生存状况,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增强宣传工作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同时,通过调查发现、搜集来自农民的事实材料,并将其运用于农村宣传之中,对增强宣传效果无疑会大有裨益。阮啸仙在惠州指导农民协会工作期间,对当地经济与农民运动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了《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此文在《中国农民》上发表后,对指导和推动当时的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5.结合文艺。阮啸仙不仅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而且在文学方面也很有建树。他早年曾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如思想评论《洪秀全论》、《黄种白种之智力论》和《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叙事散文《一个奋斗的女子》和《一个人家的蜜蜂》、剧本《爱情是什么?》和诗歌《观排球》等。阮啸仙的散文思想深刻,语言朴实,注重以情入理,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被誉为岭南早期散文的代表作。他的剧本表现恋爱自由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深刻的教育性,而且构思精巧,发人深省。他的这些作品对于探索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6.讲究策略。阮啸仙在农村宣传的实践中,十分注重宣传策略的运用,尤其强调要运用心理策略来实现宣传的目的。他在论述地方自治运动时指出:“鼓吹和宣传,都要明白群众的心理,和了解群众的事业。”[49]同时还强调“在群众未有明白以前”,“把自治运动的目的,鼓吹宣传至群众心理上,然后从根本上研究研究,和全体人民来实行。”[50]阮啸仙一贯反对“宣传口号过高”等不切实际的行为,主张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群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法,以求实现宣传的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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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农村宣传史研究》(12BXW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暨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中国共产党农村文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RW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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