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反乌托邦思想兼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摘要：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形成了持久的张力。随着乌托邦概念的创立与演进，社会想象力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两者提供了在表面上完全相反的社会空间景观，而实际上，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一对概念，可以说正是从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里，找到了相互关联的差异，并由此获得了彼此的意义。西方反乌托邦思想家形成了对乌托邦运动的系统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乌托邦重建问题上对反乌托邦主义给予回应。

关键词：反乌托邦、西方、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应

Anti-utopianism of Western and Western Marxism's response

Abstract: Between anti-Utopia and utopia formed the permanent tens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Utopia, social imagination also changed with different degree of deformation. On the surface both the  provide social space landscap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Utopia and dystopia, which can be said that it is from thi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find the differences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us get the meaning of each other. Western anti-Utopian thinkers formed a systematic criticism on Utopian movement, while the western Marx nationalists responded to the anti-utopianis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Utopia.

Keywords: anti -Utopia, western, Western Marxism, response

     莫尔对乌托邦的实体化描绘，将乌托邦本来的面目遮蔽掉，本应具有的本真色彩却变得越发暗淡。乌托邦产生之初的模糊性特点，造成对乌托邦概念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后，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乌托邦的态度，可谓是褒贬对立鲜明，实体乌托邦与价值乌托邦由此种下了混同的果实。以前总是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作是犹如磁铁的两极，如同宗教和世俗一样，也是一对正相对立的概念。同时，这一对概念也并不是对等的。[1]乌托邦是源始性的概念，反乌托邦作为其反面对立物，与乌托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是对乌托邦的抹黑式模仿，从乌托邦中汲取养料，它的存在依赖于乌托邦的发展而获得确定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乌托邦的副本。如果在其中彻底否认了乌托邦的思想传统，那么，就难免会造成对现存体制的种种逃避。反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现存社会的妥协和肯定，把现存世界视为一切可能存在方式中的最佳位置。通过把乌托邦中的正面因素，向消极的否定性一面进行转换，进而进一步否定乌托邦的论断。但不可否认，反乌托邦也有其自身特定的发展历史。

一、反乌托邦的概念及其相关概念区分

广义上的反乌托邦概念，意为可怕之地。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在其中常发生倒置或者颠覆，从而暗示了现实境遇的凶险。通常人们所认知的乌托邦，一般是乌托邦思想家们构想的形式，通过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等具体形式表达的，往往忽视了乌托邦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和隐而不见的思想原则。与此相对应，也能将反乌托邦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反面乌托邦。这一名词公认是J.麦凯思·帕特里克谈论十七世纪的晦涩文艺作品时的发明产物。在其所著的《1952乌托邦文选》中认为，那个世纪著作中所描述的世界，是莫尔意义上乌托邦的反面，在此基础上，他还另行捏造了“恶托邦”这一概念。反面乌托邦(dystopia)是由dys和topos两个词根合成的，合在一起的话，所表达的涵义，就正好同乌托邦相反。其中的拉丁语词根dys，源自希腊语dus，表达的是坏的、反常的的意思，其中的topia，是源自希腊语topos，表达的是地方的意思，反面乌托邦因此也被称为敌托邦，“敌托邦一词，是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在1868年进行的杜撰。它指一个比当前人们的生活更为糟糕的想象世界，任何事物在那里，都变成坏得不能再坏的样子。”[2]它是与具体的乌托邦构想相对应的，往往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说乌托邦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生活的理想化描绘，对未来可能生活所作的是一种积极而肯定的判断，那么，反面乌托邦则是否定性的，是人类挫折感的产物，是对于现代性的怀疑和反动，往往是从悲观及怀疑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显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社会消极的、否定性的生活趋向，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人类全方位的噩梦。“反面乌托邦是他们对自己的愚蠢幻想的恶意报复，是对高贵而又空幻的乌托邦期望的间接讽刺。”[3]来自20世纪的反面乌托邦作品，特别是“反乌托邦思想三部曲”，是期望在乌托邦领域内部，解构科学乌托邦主义。它们着力描绘一个地狱般的世界，与完美的未来社会蓝图相对应，一般含有警戒和劝喻的意味在里面。古希腊意义上的讽刺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有着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借助某种表达手法和表现形式攻击现世的社会结构，经典乌托邦讽刺文学一样具有明显的反工具理性的倾向。但两者也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是通过创造另一个社会结构，达到对社会现实的讽刺，而后者则直接呈现出另一个结构本身。[4]##end##

而另一种则是反乌托邦思想，简称为反乌托邦，“一种与乌托邦—敌托邦的连贯一致性相反的怀疑性想象。”[5]反乌托邦认为，任何建立在地上的世俗乐园企图，注定是悲剧意义和灾难性的，对应的是乌托邦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反乌托邦是对乌托邦及其思想原则的根本质疑，直指乌托邦哲学根基的理论失误，甚至将带有的恐怖特征发挥到极致。反乌托邦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理性乌托邦本身进行批判，通过对这种反科学乌托邦构建的努力，力图从根基上解构乌托邦的存在意义，还对受乌托邦影响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行动加以细致的研究。反乌托邦有时被视为反面乌托邦的同义语，它们都以理想对立面的面貌，来展开对未来世界的勾勒的。但两者之间还是不尽相同。反乌托邦代表的是正值的乐观思考方式，是因对世俗乌托邦的幻灭而产生的对乌托邦本身的一种反抗；而反面乌托邦则不同，代表了一种负值的悲观思考方式，实际上是乌托邦构想内部的消极倾向。

科学技术和反乌托邦思想带有着亲缘关系，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者都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之上。[6]反乌托邦思想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也信仰自由、平等、科学和理性这些原则，并不反对现代性和科学进步观念，反乌托邦思想也绝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的否定和反动。但是往往如列宁而言，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反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现代性原则产生过度的迷信，对科学进步观念不恰当的运用，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在这里发生了实质上的蜕变。对科学和理性的渴求导致了对这些追求的普遍颠倒，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导致了对乌托邦思想的压制和桎梏。反乌托邦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乌托邦，执着地一些现代性原则中所潜藏的压迫性质，但本身又带有这些原则的专制色彩。

恶托邦是坏地方的意思，与乌托邦对完美图景的描绘，几乎是相对应的。乌托邦的完美色彩和进步意义，直接替换成了邪恶性和停滞性。恶托邦与反乌托邦相比，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并试图替换存在歧义的反乌托邦概念。它和乌托邦一样带着浓烈的社会批判价值，与逃避现实的悲观主义不同。但其攻击的对象相对具体，批判目标相对狭窄，既敢于挑战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完全拒绝，揭示出某种隐匿的社会问题，又能反映出一些乌托邦传统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恶托邦并非是充当乌托邦的反面，它在拒绝蓝图的同时保留乌托邦梦想。典型的恶托邦表现形式，反映了反叛者与铁笼般的极权体制的抗争机制，对于社会革新或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以辨识。当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原先的中立性，而成为一种合理化的控制工具和统治手段，演化成了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甚至为独裁和极权统治服务，充当极权主义者的帮凶，个体自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娱乐和思想交流处于停滞的状态，恶托邦往往作为邪恶之地的代言人，形成对未来光明世界的逆转。“这是语义狭窄的恶托邦与范围宽泛的反乌托邦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恶托邦基本上关注作家生活的现实社会，立足于把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作家认为势必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趋势推演为恐怖的力量。”[7]许多作家或思想家以恶托邦指代乌托邦的反面，把批判的把头锁定，既设想出技术世界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暗淡前景，又从与读者个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弊端入手，以期他们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种弊端。这意味如果说乌托邦是对美好生活的全面憧憬，那么恶托邦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恶梦。

莱曼·托尔·萨金特发表的《乌托邦理想的三面性重新探讨》中梳理了相关概念，区分了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思想等相关概念的不同点。[8]当然，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包括讽刺乌托邦文学在内的演变，其中会有交叉重叠。关于这两者的区分，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反乌托邦思想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就会导致反面乌托邦这一形式的出现。反面乌托邦赖以存在的思想依据，其实就是反乌托邦思想。反面乌托邦在在现代诞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强烈的乌托邦渴望背后所造成的相反走向，和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将一系列进步观念原则背后，内在隐藏的深刻矛盾，悖论式的加以了反映。

传统乌托邦思想带有古老思维陷阱的悖论性质，历史进步从对完美的追求来发动，一旦实现了这种对完美境界的追求，则又意味着死亡或停滞的到来。而现代乌托邦思想又容易受到现代性思维的限制，而陷入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9]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则力求用更好的社会生活，来取代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性，着眼于变革社会的实践意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动态的构想一个可替代的开放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乌托邦与恶托邦的界限。恶乌托邦中所构建起来的替代性社会同样充满斗争、压抑和不满，这种“批评的乌托邦”在对自己的批评声音中提供了现实注解。当代乌托邦陷入困难重重的政治困扰之中，而在这里人们与“乌托邦人”一同进行未来探索并积极参与改革行动，往往能改变改变社会的整体面貌，即使这种行动可能归于失败，但却种下了走向开放和解的希望种子。相反现代性观念支撑下的那种乌托邦冲动，“在反乌托邦看来，也正是这些力量成为制造现代地狱的罪魁祸首”。[10]乌托邦就会在这种现代意识形态的压制下，将人间变成某种地狱。

在理性和科学中不断建立起来的某些反乌托邦因素，在乌托邦沉寂之后，反倒使二战时期的屠杀场景重新上演，甚至颇为精细化，对历史的美好幻梦近于破碎。在经历一阵思想解放的幻觉后，暴露出的是虚妄和谬误的结果。由此，人们感到一种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落，在一切理性、科学、进步的名义面前，反倒是面临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感。

二、西方反乌托邦思想对乌托邦运动的批判

在强烈反乌托邦的现代西方学者眼里，乌托邦主义成为人类极端主张的典型，由于对乌托邦盲目的批判而不加合理的区分，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他们最集中的攻击对象。[11]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反乌托邦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在思想的阐发中渗透对乌托邦运动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在乌托邦自由观念转化为行动，便刻意模糊应然与必然的边界，打乱目标与行动手段的位置。基于乌托邦主义曾造成的严重后果，乃至犯下的种种罪行，反乌托邦主义者主张把乌托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将乌托邦演化出的消极逻辑结构肢解，并致力于从根本上动摇和消解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基础。具体说来概括如下：

第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乌托邦运动把社会进程归结于普遍规律的规制，前行道路和归宿都已被强制预定，似乎只要在找到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能从整体上设计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乌托邦主义者眼里，乌托邦观念是绝对真理的自发活动，上升为不容怀疑的教条。人的本质被一劳永逸地规定完毕，预先设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安身立命的根本缘由，也在无形中被安顿好，乌托邦如此教条式地统一众人的思想行为，确定理想政治生活的单一道路和既定方向，决定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也在逻辑上主张只要依规律而行，就可以实现价值和拥有自由。美国政治学家塔尔蒙认为，由于假设事物完善的模式推动，由此引发独特救世主义倾向的出现，这成了现代的集权专制的基础。哈耶克认为建构理想社会的道德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是坚决反对设计历史的，而乌托邦工程恰恰都是人为设计的历史，“人不是神，也绝对不可能变为神，在神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12]人类历史并没有先验的目的，也没有预先设定前行的目的和路径。社会现象的呈现方式，一般都是某种个体行为的合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它们完全是出自个人的意图。哈耶克特别对这种教条主义设计的典型展开批判，认为计划经济设计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进而消灭自发秩序从而通往奴役之路。乌托邦对实现理想政治生活的道路和方向是教条的，所设定的社会发展进程，犹如一列在既定轨道上行驶的列车，个人则不过是车上受动的乘客，乌托邦运动无形中被落实为乌托邦工程。

第二，对唯美主义热情的批判。波普认为，柏拉图有一种艺术家式创作的冲动和激情，他的理想国具有唯美主义情结，政治对柏拉图而言是最高的创作的艺术，“希望建立一个不仅比我们的世界好一点而且更为理性的世界， 而且是完全消除它的所以丑恶的世界。”[13] 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这是他们开始进行工作时必须采取的方式，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理念和思考模式交汇在一起，形成擦净画布的清晰含义。现实世界里的许多人都承受着不可能承受之轻，在追求完美梦想之苦中生存。这种审美的乌托邦激情，只有在理性的约束下才有价值。美好社会应当像一件艺术品一样美丽无缺，必须采取净化、清洗、流放、驱逐和杀戮的手段，根除现存各种与之违背的制度和传统，这就容易导致采取措施的性质趋向于暴力。苏俄的“大清洗”运动以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肃反和反对派清除等，与“擦净画布”的运动的理念是如出一辙的。波普从早期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脱胎而出，深刻反省黑暗现实与理想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理想中尽善尽美的社会并不存在，缔造人间人堂的种种企图，都会造成人间地狱的灾难。在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保存和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 是不可能得以根本上的移除，否则将会出现社会秩序的不宽容。这些传统价值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要采取渐进主义的零星社会工程，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错或证伪的过程。用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来取代大面积大范围的社会革命，循序渐进对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加以局部的修改，而非暴风骤雨式的大规模清洗，导致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14]

第三，对狂热理想主义情结的批判。理想社会的建构者大多秉承一种偏执的行动方式，走向极端就会生成偏执心理。之所以理想社会的蓝图能够煽动起大众的狂热情绪，是因为这种理想具有上帝拯救的色彩，带着一股卫道士的情结，源自毋庸置疑的善良出发点。它主张动用各种手段来实现所设计的完美社会，自负的认为不惜一切代价就能够发现并拥有真理。乌托邦主义实践者，都有一种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狂热激情，但从精神信仰的纯粹，到这种危险的理想狂热，往往只是一步之遥罢了，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神经性官能症或歇斯底里。这种狂热发展到极端， 往往是革命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而将原初革命的目标抛弃殆尽。这种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紧密结合的狂热信念，使得人们主动放弃对理性的执着，继而诱导思想中产生出孤注一掷的可怕想法。理想主义往往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可能带来可怕结果的非理性情感。

第四，对极端唯理主义的批判。盲目乐观的理性主义，被反乌托邦思想家看成是一种未加批判的全面理性主义，“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 却有可能摧毁理性。”[15]只有理性主义中刻上批判的痕迹，才能够避免将理性推向致命的深渊，波普和哈耶克都极力推崇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思想，人理应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来认识自己的不足，要达到自我反思的效果，意识到人的理性不是万能的。而柏拉图则傲慢地把人的理性抬高到神的地位，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一种背叛。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应当在自生自发的状态中，充分运用有限理性来开展行动，并以此指导和反思自身的行动，对他人和社会的反映作出预测和判断，从而在竞争状态下反倒是能达到一种相对的和谐。他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的、自生的模式，以英国为代表并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文明发展模式，则是一种思辨性质的唯理主义类型。哈耶克从理性累进的思想方法出发，对唯理主义文化类型的局限性进行了考察，认为这种政治制度设计框架，没有体现出西方文明发展中的经验实证的优点。

第五，对权威主义的批判。在波普称之为“神谕的哲学”看来，它相信自身可以发现社会运动的真正目的之所在，这就赋予了这些思想活动生发出先天的使命感。自诩为时代先知的那些人，往往认为自己发现和掌握了真理，所发现掌握到的就是历史规律和必然性，是进行一切预设的前提。这些所谓神谕哲学的建立，在理论上隐含了他们是有知的正确的，而人民是无知的错误的假设，之后往往将自己包裹为免受攻击的强制独断，打扮成为一种独断和强权的体系，或打造成哲学思维的难以逾越的巅峰，往往认为理想社会的发现与建构，是为社会大众带来了福音。需要充分的智慧储备才能达到要求，而这是大众所不具备的，于是大众需要通过他们理论灌输来听从他们的教导，在社会实践中接受他们的领导。波普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而不是由于人民所能懂得和理解的有限，那么统治者需要通过驭民术，就要依靠统治手段控制信息渠道，以免让他们知道了解太多或对他们过分迁就。

第六，对国家至上主义的批判。往往传统乌托邦著作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大多是在思想与行动上，民众都处于半军事化的控制状态。在这里，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国家政治就是人民的生活。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行动模式和方法手段，就能够体现出善和公正的意义，反之就成了坏的邪恶的体现。人们的幸福感是来自国家的定义，而不是源自人类的天性使然，与人类自身的直觉体验也毫无关系可言，从小就要培养起接受与认同统治的社会习惯。社会共同体往往提倡这种忽略掉个人的道德因素，不计较个人的自我实现。为了城邦或国家的利益，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甚至充满了自豪感。如波普所言，很多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军事纪律对社会建构的至关重性，人们强烈需要并必须在持续总动员的国家里终其一生，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必须由此制约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不仅是包括孩子们的成为军事化战士的全体公民，而且包括那些实实在在的牲畜在内。

第七，对唯目的论的批判。乌托邦工程带着期望历史朝着至善至美的目标发展，但充满道德感的行为目标，并不表示在实现社会蓝图的方法手段和整个过程中间，就会一直贯彻这种体现乌托邦工程的道德主义元素。统一的世界观渐行渐远，事实和价值被刻意的界分。人类的认识视野，不是两个领域全部包括在内，而是只包含了唯目的的事实领域，价值领域中的理解与分析，则仅变成了个人的偏好，“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构建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16]人类文明是通过长期不断试验和改进艰难取得的，其复杂程度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既然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在本质上都是完美解决，凭藉理性构建的完美社会设计，在实现的过程上又如哈耶克认识的那样，许多传统都是未阐明的知识，只能通过人的模仿而延续和改进下来，有时很难用因果关系来论证和说明，但又往往与激进主义的个人偏好联系在一起。

第八，对个人道德主义的批判。在乌托邦主义者来看，对道德价值的取舍和判断，的由个人来负责的。至于说根据何种道德信念来实践，也与他人无关。道德价值由于不具有工具性意义，因而只能停留在自由选择的私人领域内，必须从公共领域中驱逐。个人道德主义的统治，要求人们在公共领域排除私人性，为社会生活中放弃一切道德责任的恶行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只要符合价值中立的教条，公共领域的行为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这种把统一完美的理性知识加于全人类的做法，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所认为的反对者，从蒙蔽的非理性泥潭解救，进而滑向专制主义。

第九，对人神逻辑的批判。乌托邦运动中相当程度的存在着造神运动，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存在先知先觉者，他们在德性和知识、勇气和道德上均高于常人，从而理应成为全人类的领袖。乌托邦王国中所谓的贤人或哲人被赋予以至尊地位，执行善恶的终极决断，最终蜕变为永恒正义的代言人，凡与之不符便会惨遭毁灭。传统的人神思维蕴含体现为至善论，有着渴望对人自我认知的英雄主义情结，人们心灵深希望通过怀有英雄感来达到对美德情操的追求，然而人性和神性的分裂正是乌托邦主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在波普看来，认为某些圣贤或精英可以准确掌握规律，进而对人类历史进行设计，都是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所致，因此提出以批判理性主义的概念来反对乌托邦主义。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动物，人类的见识从本质上说是容易犯错误的，对于各式各样的企图，把真理标准置于任何团体、阶级或历史时期之中都是不足取的。人神的理想化色彩，与乌托邦运动中的现实人性，两者之间往往形成了惊人的反差。当自以为拥有绝对真理的领袖，为一己之私而互相残杀被历史揭开后，人神形象边轰然倒塌，天国理想也会在顷刻间趋于崩溃。

第十，对至善行动纲领的批判。在反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乌托邦运动以至善作为建构理想国家的最高原则和行动纲领，随即成为衡量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尺度。作为传统乌托邦思想核心价值的至善，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绝对观念能够使得信念不至于经常发生破灭，行为不至于经常产生摇摆。但乌托邦运动几乎都会宣告，取消当下的地位，认为现存世界不具有任何价值可言，这表明了其最终是以贬抑，甚至否认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和归宿的，妄图盲目利用至善观念来规范人的世俗行为。伯林提倡多元主义的价值主张，以此质疑乌托邦主义的至善理念。在他看来，诸多冲突的价值，在社会结构中是互相并存的，人类目标表现出矛盾性的特征，行为方式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人们往往不具备一次性拥有所有善的能力，而是必须在其中进行多元的选择。“其中一些价值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另一些价值……(因此)在不同的绝对要求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是人类状况中一个无可逃避的特征”。[17]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各种价值，都不可能完全从人类生活中消除。所有价值关系之间，都不存在任何的紧张和冲突，这无疑是戴上了独断论的眼镜。不经反思的至善纲领，往往成了抹杀人性的武器，抹煞了神性道德与世俗道德间的界限，一旦落实到政治行动，必然会导致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从而导致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长期的紧张和对立，清洗压制或是打击改造，在至善的行动纲领面前取得了合法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反乌托邦思想的回应

反乌托邦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乌托邦进行的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这一现象折射出人类思想史的复杂境况。乌托邦乃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一旦被发明后，乌托邦的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因为乌托邦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18]乌托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思想境况和政治危机的宣告，因为反乌托邦理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显然过一种无乌托邦的人类生活是不行的。对乌托邦思想的评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形容，而应当区分传统乌托邦与当代乌托邦的边界，挖掘其所蕴含着的高度复杂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合理地评估乌托邦的意义，证明了当代乌托邦的历史合法性地位。而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乌托邦的批判，也体现了乌托邦思想在现代意识形态博弈中所具的复杂性。

反乌托邦主义者基于乌托邦运动可能造成的灾难局面，来展开对乌托邦的强烈批判。但需注意的是，用乌托邦的历史上产生的部分危害，来抹杀乌托邦的积极作用，就逻辑而言，也存在着缺陷。乌托邦理想在当下状态的不可行，并不能下结论说理想本身就不可靠。人类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完全意义上的真善美，但属人的价值观念，还是依然可以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动力源泉。当乌托邦从一种单纯的理想状态，向社会现实的行动转化中，不可避免的会渗透各式各样的情况。当乌托邦思想产生与发展面临的历史境遇发生改变，或者各种特定的社会事实与之发生某种“化学反映”的时候，这些情况都会分裂成更细微的社会要素，产生的变异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乌托邦主义带来的后果，也不能与乌托邦主义的发生机制划上等号。某一种乌托邦主义能否产生，是要取决于乌托邦能否同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结合。[19]在阻碍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环境中，乌托邦才更易导致从观念转化为行动。尽量减少或尽力杜绝大规模乌托邦工程的施行，才可能消弱乌托邦主义引发的社会混乱状况。但假如乌托邦由此裹足不前，人们又将被迫在极不正义的制度环境生存，遭受黑暗现实带来的身心摧残，同样会产生另一种在邪恶秩序中生活的恐怖局面。当对这两种可能引发灾难的路径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确的标准，能够判别灾难发生的强弱大小，即使是乌托邦运动导致了革命后果的发生，也不一定就比严重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导致的后果更难使人承受。

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乌托邦主义和乌托邦运动的批判，也不必然导致对乌托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精神的批判。乌托邦运动绝不是乌托邦所致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乌托邦观念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这就从逻辑上对其批判的效力打了一个问号。乌托邦或是纯粹的想像力表达，或是对人自身的重新定位，或是对属人信仰的重建，或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或是对社会黑暗的批判，都不会直接造成致命性的后果。只有当乌托邦思想直接盲目的投入社会历史进程，变异为断然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暴力运动，传统乌托邦主义的恐怖画面，才可能显现。

反乌托邦主义者还将面临一个现实经验上的问题悖论，也就是要没有乌托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审视，那么，当下社会如何能有长远的进步。[20]乌托邦要是不再的话，弱势人群乃至被剥削者，思想上会处于可能的麻痹状态，会长期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假情境中生活，这就会被当下的主导意识形态结构所控制，那么社会变革的力量就迟迟无法产生。乌托邦往往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宣示，正是乌托邦所具有的强大反叛和超越功能，现实社会才被迫对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进行反思，进而才可能痛定思痛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复。乌托邦在一般情形下，是作为一种想像的方式存在，同时作为社会批判的力量呈现，但社会所能容纳苦难的限度，已经导致自身所不能承受，乌托邦作为不正义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就会走出想像的边界，从一种精神活动转变为改造世界的行动，包含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使人们保持批判的力量，从而自动地转变为推动历史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一种干预政治现实的强大力量。

虽然反乌托邦思想家对乌托邦的批判，是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但没有乌托邦的世界是可能的吗，如果没有乌托邦，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以这些理由来拒绝乌托邦理想也带来不幸的结果:在搜寻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抑制了想象的自由运用。”[21]乌托邦思想本身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由实体趋向本体，再由本体趋向存在的不断推进之中。这种对生活的现实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叩问，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支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就成为新时期乌托邦精神的发起者和传承者。虽然乌托邦的消极面是不可忽视的，但其正能量的意义，还是要放在第一位来思考。现实社会不应当也不可能让乌托邦的力量穷竭。没有乌托邦的社会生活注定是残缺的，人类将失去个体的生命属性，也将丧失想像的能力，现实世界转变为人类共同体的希望将破灭。出自任何理由对乌托邦的打压和迫害，特别是如果出现当代乌托邦的取消或者退化，本身就会成为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