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级政府继续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大意识形态及其舆情治理的步伐，“网上舆情日渐清朗、网络治理成绩斐然”成为中国网络治理的新常态。但是毕竟网络在我国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意识形态舆情发展态势依旧严峻。一些反党反共势力在互联网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屡屡掀起 “没有硝烟的战争”。诸如“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刘胡兰系被乡亲所杀”、“狼牙山五壮士其实是土匪”等一系列“丑化革命先烈，抹黑党史军史”舆情事件频发，一些原本普通的社会事件在他们的恶意误导、煽动下也被上纲上线为社会制度问题，引发意识形态论争。更严重的是，有些线上的意识形态舆情事件还呈现向线下蔓延的趋势，比如，山东文登“侯聚森被围殴”事件；黑龙江庆安事件中“死磕”律师与网络水军公司通过网络舆论炒作手法，将普通事件演化为街头政治事件等[李艳艳. 如何看待当前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 红旗文稿，2015，(14)：9.]。这些现象折射了当今中国境内外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现实和苗头，反映了新时代网络上意识形态的斗争、爱国爱党爱社与反华反共反社的斗争相当激烈，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造成这种现象有主客观各种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社会诉求机制短缺、社会矛盾的激化
网络问题是现实问题的反映。当前网络舆情乱象频生，甚至威胁到意识形态安全，其根源并不完全是法律法规的缺失和监管体系的漏洞，没有协调好现实利益冲突、忽视民众话语权的保护、漠视民众利益的合法表达，才是网络负面舆情爆发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诸多社会矛盾愈积愈深——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就业难度增多、城乡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严重，加之一些行政监督与法律保障未能及时跟进，导致民众生存压力增大、非理性情绪滋生。生存压力与长期累积的民怨亟需找到诉求的渠道、发泄的出口，但是当前，我国社会诉求机制还是比较短缺。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捂”的方式，或委派专人想方设法拦截信访群众，或干脆收买信访干部不予上报，导致群众信访的效率偏低，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意上达作用也较为有限。传统媒体比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虽然也能起到舆论监督的功能，但是其内容需要严格审核，有些还需要支付费用，一般百姓或难以接触或无法接受。常规性的民意表达渠道受阻，民意诉求自然被“挤压”到言论自由度较大、人身威胁风险较小的网络空间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高度重视政府网络平台的建设，使民意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并得到有效反馈，将大大促进社会矛盾的纾解。但是一些政府官员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不重视政府网络平台建设，更忽视对舆情的管理，出现了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慢、弄虚作假、信息不公开以及“舆情回应不到位、回应效果不理想”、“网上办事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不良情绪累积，很多政府网站、政务微平台反而成为许多负面舆情发源地、吐槽所。民众在网络上的非理性情绪的集聚，使得很多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日常社会生活问题发酵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给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操纵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操纵，是网络意识形态舆情事件频发的外在动因。当前，西方国家在网络技术、管理、信息发布等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全球约 80% 的互联网流量要么起源于美国，要么途经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服务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13 /2014) ［M］． 北 京: 时 事 出 版 社，2014 ∶ 105－120．]，约 70%的互联网网址出于美国，80%左右的网上信息是由美国提供的”[赵海建. 美国以网络自由名义巩固网络霸权[N]. 广州日报，2010-01-31.]。正由于掌握了网络技术垄断权、网络管理控制权、网络信息发布权，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具有极强的话语主导权，表现出强势的单向度输出。他们在网络大肆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宣传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传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信息与错误思想，对我国网民进行思想渗透，以达到破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他们积极入股我国主要网络媒体，大量雇佣“网络水军”，炒作我国境内“拆迁”、“维权”、“暴力执法”等热点事件与敏感话题，编造网络政治谣言，掀起意识形态舆论战，试图通过操纵网络舆论，恶搞、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西藏打砸抢烧”、“抵制家乐福”、“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事件，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媒体平台，肆意挑起和利用极端民族情绪，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出演的一部部闹剧[李明德，李巨星，刘婵君，高如. 网络舆情中泛政治化现象的动力机制与因应策略研究[J]. 情报杂志，2016，35(04):47-54. ]。
西方国家还积极培植精英人士作为其代理人，通过发挥其“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掩盖自身直接插手目标国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目的。一些具有很深海外背景的意见领袖，或戏谑英雄人物、颠覆解构历史文化问题，以达到扰乱视听，消解社会共识的目的；将公共事件贴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进行“政治化”处理，以提高舆论扩散的广度、强度；有的甚至直接攻击现行体制、制度，叫嚣“每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妄图让“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这些意见领袖因为满足了民众“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需求，也因为崇拜权威的文化传统，其言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与影响性，对网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造成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