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准把握扶贫政策，创新全域精准脱贫模式，推进民族地区快速脱贫攻坚。民族地区贫困面广，不少地区属于深度连片贫困区，脱贫的难度相当大。由于民族地区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脱贫高度敏感，推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略需要系统思维，全局谋划。“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推进制度化扶贫。”[3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对于经济新常态要求重新配置资源重要政策，必须在更高层面、更宽领域内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充分结合，又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治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社会治理战略充分结合。同时还要秉承绿色、协调、共享、低碳的发展理念，汇全社会之力，集全民之智，创新“全域扶贫”模式，在更广范围内整合发展资源，创新脱贫攻坚模式，提高脱贫攻坚的灵活性、有效性，加速推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总的来说，在具备战略层面有利条件的情况下，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深入贯彻落实扶贫攻坚战略思想的意志、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细致工作。”[35]
(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加速资源的跨域分配和利用机制，提升重要要素流动效益。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布局是集中连片，大多数属于深度贫困布局。“贫困的唯一来源是经济的对抗；”[36]而民族地区的市场体制不完善，民族地区的贫困成因极为复杂和多元，既有自然环境脆弱的问题，又有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既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又有社会治理水平比较低下的问题；既有制约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又有生态环境问题。“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和非均衡发展政策，必然带来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37]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必须突破各种发展瓶颈和脱贫陷阱，必须结合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关注贫困社会空间和贫困地域空间的相关性，引导和鼓励发达地区的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向民族地区投入，充分开发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推动并形成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努力发展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民族地区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实现民族地区非均衡发展。充分挖掘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色小镇”建设，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引导资源要素向民族贫困区域转移。尤其是推动农村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规避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创新和完善以城带乡、城市反补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机制。关键是通过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要素优化与组合，推动产业发展的社会化水平和信息化。创新“企业+贫困户”扶贫、贫困户资产入股扶贫、奖励补助扶贫等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民族地区的贫困地区市场机制和脱贫长效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 提高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效率，提高人口质量。我国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总体而言，民族地区还是保持了较高的人口持续增长。因此，新增加的社会财富，远远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一些贫困家庭基本形成由于家庭贫困，需要多生育孩子，占有有限的教育资源，这导致了贫困家庭孩子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较低，以至于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缺乏明显的竞争力和劳动技能。巩固提升现阶段民族地区物质脱贫和思想脱贫，树立发展典型与示范，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关键是提高其就业技能和本领。继续大力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坚持市场化原则，构建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的脱贫机制，逐步把传统产业打造成加快农民增收的优势产业，提高扶贫对象市场意识、竞争能力与风险防范水平。积极构建涵盖教育、医疗、助残等多个维度的社会福利体系，推进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推进有条件的福利政策。
(四) 统筹城乡资源，推进协调有序的贫困治理体系。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有序推进。必须按照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构建产业支撑、城乡统筹、有效治理的发展理念和要求，统筹城乡的层面进行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治理机制优化，成为民族地区未来城乡脱贫攻坚政策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完善城乡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构建统筹城乡资源的一体化脱贫机制，探索构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扶贫对象的识别与瞄准机制，规范城乡贫困人口经办流程，将农村精准扶贫政策与城镇低收入人口扶助政策对接，实现扶贫资金资源、贫困数据信息共享共建。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涵盖贫困户的脱贫新机制，实现资源汇聚与专业服务优势，实现民族地区脱真贫、真脱贫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