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商家大院，三种地域文化

——浅析地域文化孕育的地域电视剧艺术

2001年，表现京城“百草厅”百年风雨的电视剧《大宅门》，收视率创历史新高。2003年，鲁剧《大染坊》讲述乱世奇商的故事，稳坐收视冠军宝座。2006年晋商题材电视剧《乔家大院》，成为收视冠军。同样是三个商人的故事，这三座商家大院中，却传承了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

首先，我们来看三种不同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大宅门》中的紫禁城、詹王府、古城墙，代表着雍容华贵的皇家气脉，天桥、四合院、小胡同再现了京都百姓的世俗街景，《大宅门》交合了北京城的贵族气质和平民习气，独具风格。白家大宅院也是京城一景，大红色的宅门、金黄色的琉璃、青灰色的台阶、暗红色的家具，院落层叠，布局对称。这座大宅里，白荫堂、白文氏、白景琦主事持家，声色俱厉，摆出一副“老佛爷”派头。作为天子脚下的大户人家，由表及里，白家都像是一个“王朝”。

《大染坊》中，周村的染织街、张店的手工染坊、青岛的石老人和西式餐厅、济南的芙蓉街和聚丰德酒楼……复制了鲜活的山东风貌。山东民居敦厚结实，朴实无华，没有大宅门的气宇轩昂，也没有江南民居的精雕细琢，显示了山东人务实的性格。

《乔家大院》中，晋商大院、窑洞、祠堂、庙宇比比皆是，流露出浓浓的晋中风味。“山西人好盖房”，在他们眼中，宅院就是身份的象征。剧中的乔家大院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湛，象征着乔家荣耀的地位。

接着，我们再看三者不同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

《大宅门》中有一群悠闲自在的“老北京”，如“白天皮泡水，晚上水泡皮”的茶客、自鸣得意的票友、悠然的遛鸟者……；有各行各业的人虫，卖冰糖葫芦的、卖糖人的、提大茶壶的、摆场子的、开馆子的……；还有那些能说会道的侃爷，装腔作势的官老爷，神灵活现的百事管、万事通。这些人是北京俗文化的代表。

白家大院最爱看京戏、唱京戏。京城名角万筱菊，获得了宅门老少的欢迎；白景琦时不时来上一句念白，“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我冲将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白文氏70大寿时，白玉婷和白三爷祖孙的唱段，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白玉婷更是迷恋万筱菊，一生活在戏中。京剧是一种雅文化，它也是《大宅门》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染坊》完全凭借着“俗”，获得了观众的认同，这里的“俗”代表了山东人的朴实。山东人不像北京人一样风雅，陈寿亭穿的是粗布褂子大档裤，吃的是豆腐、玉米、大葱煎饼。北京人听京戏，山东人更爱听“说书人”的段子。在《老残游记》中，就曾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黑妞、白妞在济南府“说书”的情景。“说书”是一种典型的“俗”艺术，剧中陈寿亭更是从这种“俗”艺术中，获得了智慧，上演了文盲商人“蛇吞象”的好戏。##end##

《乔家大院》尽情地展示了山西的民俗风情，剧中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具有山西大户人家的风范。

乔致庸迎娶陆玉菡一场戏，就是山西婚俗的集中反映，如新娘脚上粘上红纸，迈过火盆，迈过马鞍，新郎拿起弓箭向轿门虚射一箭，用秤杆挑起新娘的盖头，新人的床上还放着许多萝卜娃娃（取意“早生贵子”）等等。剧中，由于陆玉菡并不是乔致庸心中所爱，婚礼看似气派，实际却喜的喜、悲的悲，光掀盖头就一波三折。

山西人的饮食离不了醋和面。剧中不但饮食中有醋，生活中还有陆玉菡用乔家祖传的秘方——醋和着面粉洗头的情节。关于面，剧中有客人进了馆子，不上茶水而上面汤的细节，还有乔家吃一种面食——葱饼的场景。葱饼是取自“冲天”的谐音，山西人每年二月要吃葱饼，这是他们的一种风俗。

山西民间流行窗花剪纸。李商隐曾写道：“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绿为人起晋风”。诗中的“荆俗”、“晋风”指的就是窗花剪纸。剧中江雪瑛送给乔致庸的剪纸鸳鸯、江家一片的窗花，体现的都是这种地方习俗。

同是商人，京商、鲁商、晋商经商的种类和风格也是不同的。

京城住的是皇亲国戚，他们对就医开药格外讲究，因此北京的医药业格外发达。《大宅门》中白家做的就是药铺生意，而且白家老号的原型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同仁堂”药店。另外，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里的商业是一种权利商业，这里的商人往往是官商做派，“红顶商人”就曾是他们的代名词。《大宅门》中白家大爷是御医，白景琦的堂姐是巡抚的儿媳，四哥是警察厅厅长，白文氏曾为新宠太监常公公买下豪宅并陪送两名少女，以打垮商业同行董大兴。不难看出，白家与官府、皇家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大染坊》故事开始的地点周村，在明清时期就是重要的商埠，是闻名中外的“旱码头”。陈寿亭从事的浆染业，在明末成为周村主要产业之一，清光绪年间资金达三万两白银，兴盛一时。陈寿亭的创业就是始于这样一个成熟的商业背景。北京的官商经济使《大宅门》中的“百草堂”，在家族恩怨、权势之争中经历百年风雨，而陈寿亭继承的是齐鲁文化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思想，发扬的是鲁商实干、实务、实业的务实精神，终于从一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成长为一个印染业的大实业家。他的成功来自于个人的奋斗。

《乔家大院》讲述了晋商的创业故事。晋商是历史上的十大商帮之首，曾与举世闻名的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齐名被称作世界“三大商人”。山西山多地少、土瘠民贫的环境逼着商人们背井离乡，万里行贾。剧中的乔致庸也是如此，他北到大漠、南到南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之地，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远大理想。而且，晋商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豪华、气派的晋商大院。剧中晚年的乔致庸抱定要在世上留下点什么的信念，耗费重金修建了乔家大院，这也是对晋商传统——发迹后置房产的反映。

晋商喜欢做霸盘生意，剧中很多做霸盘生意的描写，如乔致广争做高粱霸盘血本无归、江雪瑛在江西潞州做丝绸霸盘、在武夷山抢做茶叶霸盘等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山西人养成了节俭甚至吝啬的习性，俭啬自然使他们有了喜聚藏的特点。而晋商的喜聚藏正表现为囤积居奇，争做垄断霸盘。

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天下，被誉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开拓者，《乔家大院》后半部分的故事就是围绕票号生意展开的。乔致庸为“汇通天下”四处奔波，正是这个愿望，让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当然，晋商的票号生意也和山西人喜积蓄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我们再接着看人物独特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

北京是一个身份优越感很强，同时文化包容性和综合性也很强的城市，这决定了剧中人物的“爷性”和“痞性”。白景琦善恶集于一身，优劣杂于一体，他的创业史是智慧与无赖、勤奋与投机、善良与残忍的结合体。白景琦是一副“北京大爷”做派，他身上有北京人的“大雅、大俗、大派头”。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这里有一片道德沃土。《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对锁子叔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妻子忠贞不渝，与工人同苦同乐，甚至给对手留有后路，处处实践着“君子以厚德载万物”的儒家道德理想。

《陵川县志》中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山西境内山峦叠嶂，东部太行山、西部吕梁山、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散列其间。面临着土地贫瘠、物质匮乏的生存难题，山西人形成了勤俭、吝啬的习性。《乔家大院》的中“山西第一抠”陆大可，就是典型代表。他的台词中总少不了钱，如“一两银子卖了，真是赔大发了”，再如女儿为了借钱，回来给他打扫房子，陆忙说“闺女，别动，忒贵”。最终，他死时用的是二两银子的薄棺材，穿的是一两银子的“打折”寿衣。

需要说明的是，《乔家大院》和前两部剧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前两部剧是由本土编剧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而《乔家大院》的编剧朱秀海，不是山西人，他出生在老子的故乡鹿邑，那里也是一块文化的厚土。朱秀海深受家乡地域文化的滋养，“我这就是老子故里的人，离我们县不远是庄子的故乡，我们那里的人应该说从小都会受到一点这种影响”。还有一点朱秀海直言不讳：“作者的人生观肯定会影响创作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乔致庸身上没有山西人的封建性、封闭性，相反受老庄思想影响极深。乔治庸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商人，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有了他的“情通天下一路奔放”，“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他才能抱着一颗“天地合一，万物同根”的心，在慈禧太后落难时，慷慨解囊。虽然，他不是完全代表了山西的民众性格，但这也算是编导钟情于其出生地地域文化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对地域化电视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电视剧是科学发明培育的一粒种子，当它被放置在不同的土壤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于是，在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化倾向。而正是这形形色色的地域风，使影视世界因为多元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