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2004~2018年，中央政府连续出台十五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农业是“三农”问题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农业发展相对落后，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1999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办法，强调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稳定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西藏自治区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多次强调重视农牧业发展，促进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近年来，随着西藏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持续扩大，农业生产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研究西藏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本文中所指的农业为狭义范围，即种植业。]生产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认识西藏农业生产的现状，另一方面，就学术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问题在西藏进行验证。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刘易斯（1989）在《二元经济论》中就曾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农业产出影响不大，而这部分人滞留在农村反而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费景汉、拉尼斯（1961）[2]也持同样的观点。Avner & Ayal（2002）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导致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3]。吴敬琏（2002）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4]。温铁军等（2010）认为，只要劳动力转移数量小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民从事非农活动对农业生产不仅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农民从非农部分获得的收入反而会反哺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5]。石智累、杨云彦（2011）认为转移劳动者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会发生变化，自身素质得到提高，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6]。徐建国、张勋（201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促进非农部门发展的同时，非农部门的进步又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并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形成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联动发展[7]。张杰飞（2016）通过对中国1997年以来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区域，农业劳动力对农业产值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力度[8]。
另一些学者则秉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名望等（2015）通过对中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主销区的粮食产量发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9]。秦立建等（2011）运用安徽省农户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业的劳动用工投入量，使其粮食产量下降[10]。杨帆、夏海勇（201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逐步显现，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明显[11]。盖庆恩等（2014）利用固定调查点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明显差异，男性和壮年女性的转移使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概率提高，加大耕地转出率，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12]。李士梅，尹希文（2017）研究显示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西部地区劳动力减少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13]。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是，对该问题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全国、特定区域或个别省份层面，针对西藏的研究尚处于空白，西藏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等因素，农业基础薄弱，与我国总体或其他省份的农业发展势必存在差异；二、多数已有研究基于整体层面，鲜有分区域细化研究，西藏各区域优势条件不均衡，农业发展差异较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分别从全区、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牧业区四个层面分区域进行研究，以此比较不同区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三、现有研究中，较少考虑时间因素，而不同时间段，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分两个时间段，研究时间因素的影响。四、目前研究关于劳动力变量的选取，大多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量，选用该变量的缺陷是不能很好地反映劳动力转移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此，本文直接采用劳动力转移数量变量，试图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以期为西藏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2 理论分析
劳动力转移一方面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另一方面，随着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源重新配置，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前者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后者则相反[9]，同时，农民从非农部分获得的收入会反哺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5]。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直接影响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业生产中青壮年劳动力过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边际劳动力生产力为0或负数的劳动力（Lewis，1954）[14]，通过向非农产业进行劳动力转移，可以缓解农业生产中人多地少、“过密化”和“内卷化”的状况[9]，使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提高。另一种情况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农业生产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一般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为就业机会大的青壮年）势必造成农业劳动力减少，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减少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下降，或者转移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由其他劳动力替代，补充到农业生产中，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后会显著增加老人的劳动供给，使得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结构发生变化（李旻、赵连阁，2010）[15]，虽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总量没有减少，但劳动者的素质却下降了，导致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