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研发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研发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Cohen 和 Levinthal（1989）在其经典论文中阐述了研发的两种效应：第一，创新效应，通过研发直接产生创新性的技术或产品；第二，学习效应，通过研发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许多学者对此给出了实证检验。Griffith et al.（2004）对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研发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和技术追逐。Hu et al.（2005）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指出自主研发可以部分替代国外技术转移。Kinoshita（2000）研究捷克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通过研发促进的学习和吸收比自主创新更为重要。探讨学习效应的过程中，过往的研究主要以出口为切入点，比如，Bernard和Jensen（1999）提出“出口中学习”假说；Bee Yan Aw et al.（2008）总结了1997年至2008年多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使用台湾电子工业数据论证了研发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探讨了出口对研发绩效的影响；戴觅和余淼杰（2011）研究中国数据发现企业出口前的研发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吸收能力来提高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然而学习效应不仅包括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习得的国外先进技术，也包括对国内同行业优质企业的模仿和借鉴，甚至包括在接受外部委托研发的过程中，将相关的经验和产出纳为己用，过往的研究中对非出口吸收效应的研究较少。
具体到中国企业的研发问题，裴长洪（2005）， 黄永明等（2006），张幼文（2008）等许多学者认为增强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然而实际生产经营中，仍有部分企业并未投入研发，原因主要如下：第一，虽然研发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如果企业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低下，研发投入不能有效转化为研发产出，成本难以覆盖；第二，研发推动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周期可能较长，企业存在退市风险，不一定能充分享受研发的绩效；第三，部分企业加工贸易属性较强，对研发的需求相对较低。因此需要讨论企业的研发选择。从研发意愿的角度，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具备更优的研发条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升级需求，同时可能享受较高的研发边际产出。除自主研发外，企业可以通过委外实现技术进步，研究委外问题需要的样本较难获取，相关文献较少，本文弥补了这一盲点。此外，考虑“出口中学习”假说和上文所述相关研究，出口企业研发动机可能更加充分，开放的全球市场不仅为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理念提供了土壤，也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变现平台。Criscuolo et al.（2005）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会用更多的资源去吸收国外的知识，会有更多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但是企业也不可盲目追求研发和出口的协同。吕大国等（2016）研究指出为提高研发绩效，企业出口强度应趋于中性。孙晓华等（2015）研究发现出口与生产率、研发与出口之间均互为负效应，验证了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和加工贸易属性。另一方面，企业选择不同的研发方向可能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研发绩效和对应的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以往研究通常只关注研发投入，忽略了技术开发、委外等细分研发选择和研发直接变现对企业的影响，本文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补充。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如下：第一，分析了企业不同口径下的研发信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包括研发的投入、方向和产出，并通过技术收入细分口径对作用机制做出了拆分。第二，涵盖了企业的出口和非出口吸收效应，考虑了企业间的研发互助。第三，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出口对研发绩效的影响作出了具体分析，拆分了出口在各步骤中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
（一）企业的研发选择
熊彼特（1942）最早提出，垄断企业相对于面临完全竞争的企业通常利润较高，从而允许企业投入研发，提高技术能力，实现生产率进步。2000年后，随着垄断企业的减少，垄断竞争市场逐渐成为主流，强势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力虽不能与垄断时期同日而语，但仍凭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一定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获得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利润，更有可能选择和投入研发。
将企业视为一个研发、生产两部门系统。在研发部门中，如果将研发经费Krd和研发人员Lrd视为研发投入，将技术收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直接和间接的研发产出，本文假设研发产出在研发当期即可实现，根据索罗模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下的特殊情况，考虑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下的情形：Yrd=ArdKrdαLrdβ。研发投入越高，产出也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