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天之道”揭示了大自然的规律，“人之道”则道出了社会“法则”。老子关于“天之道”与“人之道”的经典哲理，在今天学习和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精要有所助益；该经典的哲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中仍放射着理性的光芒，不乏理性的参考价值。
（一） 在“生态文明”的命题和哲理性上，老子为鼻祖
对于老子的生平，学术界说法虽非一致，但《辞海》云：老子，相传春秋时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其所著《老子》一书，亦称《道德经》、《老子五千文》，是道家的主要经典，世人誉之为哲学诗，可谓博大精深，文约义丰。该书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之演变，而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的，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杨伯峻：《论语·颜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第123页。] “道”可以解释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
《老子》典籍中含有某些朴素辩证法因素。如其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理念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又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强调无是更基本的。所以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尤其是其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不仅仅是对当时统治者，对世俗观念与社会势利的一种痛砭时弊，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一种真理，即道出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世间的人际关系则恰巧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与《圣经》“马太福音书”中的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无的，连其有的也要扒下来”，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规律不谋而合，具有某种类同或曰联系。这就是经典作家共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应是平等的关系，但现实却将其扭曲为不平等、不公道。
在今天弘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中，重温其理论精要，十分必要。《老子》一书虽仅“五千字”但内容包罗了宇宙观、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方方面面。所以，鲁迅说，不读《老子》，不知中国文化；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老子》辩证的思维方法，精到的处世策略，今天读来仍然十分睿智。老子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至大影响，后来唯物、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老子有着“不同凡俗”的传奇生涯，《老子》一书亦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玄”之一，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受道家哲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式，是有别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然而也正因如此，在无神论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现、当代中国，他的影响力便被隐性化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博采了诸子，尤其是老子文化的精髓。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尊孔读经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则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两段看似矛盾的话其实并不矛盾，前者是从政治方面观察问题，其目的在于反封建，而后者则是从学术方面观察问题,目的在重视祖国历史文化遗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5月4日，又爆发了由青年学生发动并迅速发展成为广大群众参加的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这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带着旧民主主义不曾有的姿态，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一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使命。
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巨人，又孕育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其非常成功，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博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尤其是老子关于“天之道”与“人之道”理念的精要，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诸如直接接受《共产党宣言》这些革命的激进思想。但是，后来，如1957年夏季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实际问题就出在偏离了“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规律，而这种“偏离”又主要体现在“工业化”道路中对自然和生态的忽视；甚至就是人为地破坏。
显然，包括产业与金融业在内的整个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法律思想的沿革，同样都是不能违背“天之道”的（譬如本世纪初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说到底，就是对人类社会违反“天之道”规律的一种惩罚）。“文革”结束，社会转型，其实“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印证了“人之道”的。当然我们的“先富”是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取向，而这“带动”，实际上就是对“人之道”的一种纠偏与匡正，亦即释放改革红利，共享改革成果，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编写组：《释放改革红利》，人民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封2.……按照马克思分析价值的逻辑思维方法则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改革的途径使得现有要素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产出价值。……通过公平公正地分配制度，做到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是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的保障。]。改革开放至今已接近四十年，释放的巨大红利既改变了中国，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世界。顺理成章，人民群众希望在改革不断完善和深入的历程中应当分享改革的成果；这“分享”当然包括“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 曹立平，石霞：《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又见《长江日报》时事新闻：《习近平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7年9月7日第15版。]。
（三）虽具时空之遥却“三点一线”脉络分明
虽具时空之遥，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从某种角度也是对中国老子哲学观的一种扬弃，而与出生西方雅典的柏拉图无缘。老子的“天之道”与“人之道”不仅揭示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在阶级社会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科学观不谋而合，这就在于其间有一个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就是民生福祉、民众利益、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推而及之，可见老子与马克思都是基于人类福祉，以民众权益为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