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644》中，创作者运用扮演和搬演的创作手法，用故事化、写意化的讲述方式，从细节中塑造人物形象，构建了一种对历史人物形象理解的开放式格局，这种塑造方式虽以小见大的反映了历史的运动进程，却容易滑向英雄史观的窠臼，使历史变成少数关键人物决定成败的结果。
一、身份符号：塑造历史人物形象
身份符号是人物性格的具象化呈现或与人物形象密切相关的物象符号，它因视听语言而成立，也是人物塑造的重要一环。历史人物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不仅有独特的历史故事和人生轨迹，且人物性格和人物符号也更加鲜明独特。在《公元1644》吴三桂这集中，身份符号的主动设置显化了历史人物的身份背景和感情纠葛。吴三桂作为一代武将，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侯和宁远城最高军事长官，有着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阶级符号。同时，吴三桂也是一个处于情感挣扎中的儿子和丈夫。在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下，亡国灭家，吴三桂的道德理想也在不断崩塌。在文本中，吴三桂的人物符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阶级符号，即佩剑与盔甲，一类是感情性符号，即父亲的画像，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两类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勾连的，正如吴三桂的佩剑，既是他的职业象征，也与他的父亲和人生息息相关。
阶级符号是历史人物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往往是一个人信仰和理想的标记，在纪录片中，这类符号也见证着吴三桂的情感起伏和心理变化。首先，吴三桂的佩剑贯穿于文本的始末，也连接着人物的壮年和童年。在镜头闪回的回忆片段中，幼年的吴三桂与父亲同在庭院中练剑，这是他理想萌芽的地方。在收到回京师勤王的诏令时，吴三桂打开剑匣抚摸佩剑，凝神细思着自己毕生的理想，即驰骋沙场，精忠报国。当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时，镜头中出现了他三次手拔佩剑的特写，这种重复性的动作刻画表现出了人物内心难以平息的怒火，为后期吴三桂向大顺军发起猛烈进攻的历史选择做下了视听铺垫。其次，纪录片中人物穿着的盔甲也同样映衬着人物的身份和情感。盔甲不但是古代武将在战争中保护自己的器具，也象征着人物的军事阶级和政治阶级。吴三桂在决定交付山海关，换回自己的父亲和陈圆圆时，镜头前出现了吴三桂不断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盔甲的画面，这时的吴三桂不知北京惨烈，沉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这种沉醉的愉悦是即将救回家人的欣喜，也是对自己戎马人生的得意。除此之外，纪录片中的感情性符号也体现着人物的性格变化，是人物塑造的一部分，在文本中吴三桂反复观看的父亲画像就属此类。与零度陈述的历史实事不同，这种情感符号的叠加使吴三桂不再是一个被空洞言说的历史人物，从看画像到烧画像，纪录片塑造出了一个有感情温度的普通人。
二、回忆梦境：强化人物内心挣扎
在历史类纪录片中，由于史料和人物的难以再现，观众往往不易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扮演和搬演就成为此类纪录片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介于记录和虚构的手法在给人们带来陌生化新鲜体验的同时，也饱受着人们的争议。在《公元1644》中，历史前进的巨轮裹挟着道德理想的破碎，尽管吴三桂的内心始终经历着忠臣孝子的道德询唤，但诡秘莫测的命运之手却没能让他独善其身全身而退。纪录片中多次出现吴三桂的回忆片段和梦境片段，这些虚构的故事情节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纪录片的叙事走向，却承担着铺垫剧情和强化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戏剧效果，并最终指向本集的关键主题，在历史走向和人生命运的抉择时刻，无处收留的吴三桂既做不了忠臣，也成不了孝子，在无数次的挣扎抵牾后，最终放弃了自己家国信仰，引清兵入关。
在文本中，人物的回忆片段是与家庭伦理联系在一起的，既想成为孝子的信念。在故事中，回忆片段主要出现了三次，即与李自成协议投降的时候、协议不成重回山海关的时候和引清兵入关的时候。事实上，这三次回忆镜头背后隐含的是吴三桂所做的三次选择。当然，家国本是同构，回忆片段做对应的选择，其实也深刻的反映出了吴三桂在阶级矛盾和国家矛盾前的纠结选择，是选择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军，还是选择关外的满族清军。当童年的快乐美好与现实中的惨烈战争形成鲜明对比，两相比较之下，纪录片也成功关照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理想。而片中的梦境主要出现了两次，这两次梦境的时间节点位于大明王朝终结之后，深刻表现出吴三桂作为亡国之臣的迷惘与无助，事实上，因山海关独特的地缘位置，吴三桂得以抓住历史机遇，改写自己的命运，但国将不国，忠臣之梦也无处可诉。在梦境中，吴三桂在重重迷雾中困顿前行寻找出路，梦境中的崇祯和李自成，分属的是道德理想和利益阵营，而创作者对于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波动变化的表现与关照，用二次创作的方式提供给观众了解历史人物的多维面向，不是主题先行的历史定位，而是用细节和故事重新讲述历史，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