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印度等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政府政策引导在煤层气产业发展初期一直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能源意外获利法》中第29条，专门针对非常规燃料税收优惠问题，该税收优惠政策在煤层气开发初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澳大利亚煤层气开采受到1989年《矿产资源法》和1923年《石油法》的保护，煤层气和煤炭开采享有同等的优先进入权，允许煤层气和煤炭在地面上同时作业，并规定“煤矿煤层气含量小于3立方米/吨、空气甲烷浓度小于1%才允许煤矿开采作业”[3]；德国在2000年生效的《可再生能源法》和出台的“国家气候保护计划”，使煤层气开发及相关设备的研制均取得了很大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4]；英国的《陆上石油勘探开发许可证管理条例》和《企业投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开采煤层气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5]；印度为了推进煤层气产业的发展，将煤层气开发引入竞争机制，划出若干有利块段，通过招标吸引商家参与开发，并依据“石油和天然气法”将煤层气纳入天然气的定义和管理范畴，为煤层气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5]。由此可知，煤层气产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引导密不可分。显然，研究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政策环境因素对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制定和完善促进煤层气产业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6-7]。目前关于煤层气产业的学术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要素分析两个方面。
对于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方面的研究，一些学者在总结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煤层气产业发展方向或发展战略。如叶建平，陆小霞（2016）[8]总结了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现状和特点，从地质、开发利用技术和投资角度思考煤层气产业发展方向；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9]结合中国煤层气赋存的特殊地质条件，从安全、能源、环保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煤层气开发应坚持地面和井下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模式，规模发展、扩张发展与稳步发展三步走战略；刘海锋，赵玮（2014）[10]从我国煤层气资源特点角度探讨了煤层气产业发展前景；王聪，牛冲槐等（2013）[11]在分析我国煤层气产业现状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勘探优先的煤层气产业发展战略；秦勇，袁亮等（2012）[12]在分析国际能源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结合煤层气产业自身条件，从战略效益角度分析了对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意义；孙茂远，张文忠（2010）[13]在分析我国煤层气资源状况和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四个政策助力。也有些学者在分析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对策及建议。如陈向国（2016）[14]、王永庆（2016）[15]等分析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多年发展情况不佳的窘状，提出助推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对策；穆福元等（2015）[16]分析了我国煤层气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煤层气产业需坚持三个“发展”，建设六个区域性“产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牛冲槐，牛彤（2012）[17]分析了我国煤层气存在勘探程度不精、管理体制不畅、技术不成熟、政策不到位等不利因素，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对于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要素方面研究，多数学者先对煤层气产业发展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煤层气产业发展对策。如张传平和赵谦等（2015）[18]从人力资本、企业实力、行业环境和互联网+四个方面对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煤层气产业发展对策建议；吕晓岚[19]从生产要素、供需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同业竞争、政府作用、机会与风险六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因素，并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发展煤层气产业战略；王文亮（2012）[20]对山西煤层气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孙风娇，高博（2011）[21]比较中外煤层气开采技术差距的原因及对策，提出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卜小平等（2011）[22]从煤层气资源禀赋、生产能力、技术研究与推广、基础设施、产业组织和企业能力建设、扶持政策和生态环境、生产成本与价格机制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竞争力；钱凯，施振生等（2009）[23]分析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化的需求和资源基础，提出了六个具体政策建议；刘翠玲，韩笑等（2009）[24]对山西煤层气产业化的优势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快山西煤层气产业化发展的六条对策建议。也有部分学者通过构建要素模型分析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如张传平和高伟等（2015）[25]基于ANP-SWOT模型进行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周娉（2014）[26]利用层次分析法与加权几何平均法相结合，探讨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评价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状况；张宝生，彭贤强（2009）[27]对我国煤层气产业可持续发展从产业发展能力、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效益和发展协作四个方面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