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化轴心时代，“诗言志”“立象以尽意”“言意之辨”和“感兴”等文化观念均为意境理论的生成蓄足了精神气场，作了思想精神上的铺垫。而与诗作在唐代鼎盛相一致，中国诗学理论、意境理论也在唐代进入了成熟期，“意境”说有了更为丰厚的理论内涵。与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相对应，我们更应注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的诗学观念，它清晰地体现出审美精神的超越性。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象外之象”与“景外之景”的诗学批评观念：“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 司空图又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的看法：“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倘復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叶朗先生认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清楚地表明了‘意境’的美学本质，表明了意境说和老子美学（以及庄子美学）的血缘联系。”[ 叶朗：《说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司空图在上述两封书信中提到的诗学观念，确实贯彻在《二十四诗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诗品》单列“实境”，但司空图更多的、也更看重的是体现“虚境”的诗作。
司空图“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的诗学批评观念对后世诗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人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指出：“自表圣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沧浪严氏，专主其说，衍为诗话，传教后进。”这里已将严羽的“兴趣说”与司空图的“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关联起来。如果将两者作对照性解读，其诗学思想关联确实会变得更为明朗，势必也会有助于我们去把握意境的审美特质。严羽《沧浪诗话》有云：“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不难理解，“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实为“象外之象”；而“言有尽而意无穷”实为“味外之旨”。在此，我们就发现了一条“以味论诗”的诗学批评精神链条：从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到老子的“味无味”，从刘勰的“余味”、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到苏轼的“至味”、严羽的“真味”再到王士祯的“三昧”、袁枚的“味内味”与“味外味”[ 其中，袁枚针对司空图的“味外之旨”（“旨”即味，指味美的意思，《诗经·小雅》云：“攮其左右，尝其旨否”；又云：“君子有酒, 旨且多。”）提出了“味内味”的概念：“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随园诗话》卷六）司空图在不同之处提及的“味外之旨”、“妙在酸咸之外”、“韵外之致”、“象外之象”与“景外之景”等意念在诗意逻辑上应是一致的，都趋向于“思与境偕”（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的妙趣。在审美活动中，不论是“味内味”还是“味外味”，都是指审美意向性的体验活动。在现象学美学看来，意向性对象既可以是实存之物，也可以是想象之物或某种观念对象，“味”就是一种直觉对象或想象之物。在“味内味”中，前一个“味”这里姑且称为“味1”，后一个“味”称为“味2”。“味1”似乎应指滞于感官体验的“五味”（辛酸咸苦甘）中之一味，它是生理-心理性的；“味2”应指“五味”调和而获知的具有间性的“正味”，它逐渐增强了精神-心理性。因此，“味内味”主要是指“味”本身衍生的独特的内在生命体验，它行走在“有味”趋近“无味”的路途中。在“味外味”中，前一个“味”可称为“味3”，后一个“味”可称为“味4”。按我的理解，“味3”就是“味1”与“味2”累积后的化合，即它是“味2”吞并“味1”之余的精神性的“灵之舞”；“味4”则是在“神思”之力拉动下进而升入的幽眇悠远之高境，“味4”就是“真味”、“至味”、“兴味”、“三昧”、“无味”或“水味”。这样，“味4”让人自然念及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一句话：“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贵”。王士祯对此也深有体认：“皆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由此，味觉隐喻话语形成了“味1”↔“味2”↔“味3”↔“味4”这种双向阐释、互动的诗学格局，而这种诗学格局又以前主体性或古典性的方式无意间隐约透露出“此在”的“澄明”或“审美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语）的意味。]，等等。
不管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还是“味外之旨”，都在其命题本身各自存在着两种“象”、两种“景”或两种“味”。它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而生成审美意境的？《庄子·齐物论》云：“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而司空图《诗品》则将其置换为一个诗学命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两种“象”、两种“景”或两种“味”幻化出一个由“环外”与“环中”组成的审美“晕圈”。这里借用的“晕圈”是现象学的意向性思想中的概念。依照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意向性活动包含有意向性行为、意向性内容（意义）和意向性对象等三个环节，其中，“意义”和“对象”就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意向对象”。同时，胡塞尔认为，任何意向性活动都具有特定的视野，这个视野就是“非实显的体验”所及的“晕圈”，这些“晕圈”又环绕着“实显的体验”应对的意指对象。也就是说，在被意指对象的周围存有一个背景性直观的“晕圈”。胡塞尔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非实显的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体验流绝不可能由单纯的实显性事物组成。”[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5页。] 显然，胡塞尔的意思是，“非实显性事物”围绕着“实显性事物”而形成了“晕圈”，而贯穿它们的“非实显的体验”与“实显的体验”则是不会截然分开而断流的。对于这种“晕圈”，胡塞尔进一步解释说道：“每一种新开始的体验都必然有时间上在前的体验，体验的过去性是连续被充实的。然而每一现在体验也具有其必然的在后边缘域，而且它也不是一空的边缘域；每一现在体验，即使是一正在终止的体验绵延的终止位相，必然变为一新的现在，而且它必然是一被充实的现在。”[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6页。] 这就是说，“非实显的体验”与“实显的体验”在绵延的“时间流”中被充实起来，在“体验”的烛照下，“在前边缘域”黯淡下来，而“在后边缘域”便逐渐明亮起来。可以说，正是体验的延留或持存导致了“晕圈”的生成，这就如同由于“视觉滞留”，尽管电影胶片上的画幅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但欣赏电影时我们感知到的画面却是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