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解除不自信，西部高校为什么没有文化自信？这有历史与现实合力的结果，也有主观与客观合力的结果，更有为与不为合力的结果。
文化信仰共建系统不完全、不充分。文化的根基在信仰，没有信仰则没有文化得以滋生的土壤。大学校园文化信仰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者与中国当代经济较快发展有很大关系、一者与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有关，故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如“礼崩乐坏”般失去了原动力。大学生的学习为了什么？怎样学习？将来要干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似乎已不是大学生学习的思维常态。大学生更多关注自我的绝对发展，脱离社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甚至脱离家庭的追求等。在这种信仰下，文化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大学生的方向与价值观就存在很大的发展隐忧，信仰与经济、文化等其它方面没有形成共建系统，不自信也就成了必然。
文而不化。《周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以儒家经典为传授核心的私塾消亡后，包括当代较著名的学术大家都没有认真地背诵或习得其中的精髓，何况这些当代的大学生！从统计数据看，大学生主动接受国学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较少、被动接受较多，[3]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远跟上不对经济和直接利益的关注。由此可见，我们大学虽有较为完善（实质也不完善，最多也就是大学语文或中国文化类的课程）的文化体系，但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仍未发挥出来，化的结果仍不明显，故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中形成了缺场与缺失。
西部地区高校没有话语权，在大学生课程体系的建构中也没有自己更多的声音，话语自信与文化自信都明显残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些高校因政治地缘优势占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在大学生课程体系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代表了中国大学生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西部高校远离政治与文化中心，受到的关注与直接支持远不如东中北部高校，造成西部高校愈远愈落后、愈落后愈没有话语权、愈没有话语权愈没有文化自信。当然，西部高校一直尝试进入平等对话的平台，但因太多的不利因素而只能铤而走险即走适合本省实际的特色化学科与课程体系，这是优势也是特色，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因为自己有并不意味着别的高校也有，当别的高校在此学科上没有特色时它们自然不会投入更多资源给予过多关注，因此造成中西部高校交流相对较少。
文化不自信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与高校大学生课程体系必然的不自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创造的独特文化思想体系在某些时代影响到了全球文化，这说明中国文化本身是自信的，但因宏观、中观、微观等原因形成了现有的不自信。文化自信的可能性主要表现是：
一是中国文化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德性为价值取向的道德体系。以《论语》《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构成了中华优秀文化非常重要的内核，其重要的思想即以仁义礼智信忠恕勇孝悌和等二十多种道德范畴影响颇远。中国历来的文化都在宣扬这些道德金律，无数政治家、文人、学人都积极践行并付之努力。这些范畴的价值最主要的是修正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他们积极地省吾身以发现不足，从而积极地向核心范畴靠近。屈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像这样忧国忧民的国人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化成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和督促他人完善，这实质是自律他律的过程，并试图建立更为理想与完美的社会。
二是中国文化的社会改造功能——以功夫践行为价值取向的实践体系。中国文化一贯把践行作为价值存在实现的重要方式。从孔子“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和老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礼记》“无征不信”、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特别是宋代以朱熹、王阳明等人倡导的知行合一及后来一系列工夫论的代表，都把践行作为宇宙中人存在的本体与价值。“成己是实践的活动，故是工夫论旨，若言及成事，亦是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亦是工夫论旨。”[4]这实际要求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发展变化中坚持工夫论的主体地位，强调践行的重要性，以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共同价值。
三是中国文化的继往革新功能——以通变为核心的发展体系。《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国文化中通变思想的重要理论发源之一。通变注重继承前代的经验与做法，同时不懈地追求变革与新的发展路径。所以，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专篇讲文学的通变问题，要求文学上既要承继前人的创作方法与经验，同时要有扬己之长、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中国哲学也有较为全面的通变观念，华裔美籍学者田辰山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一文中指出通变严格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互系性思维方式”[5]。唯通则能变，变乃创新、乃创业的可能。
四是中国文化的平等交流功能——以“诗可以群”为沟通方式的诗思体系。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群”的诠释之一为：诗歌可以成为集体讨论的重要内容，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与价值观念等。这是中国传统中非常重要的讨论式教学方式，强调平等、对话、交流等。魏晋南北朝的公宴诗基本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着重于沟通君臣、臣僚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南朝时，梁朝“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6]在这一场合，参与人大多平等交流，任意发挥，有玄学争辩及积极讨论的文化与诗思风尚，这正是中国文化能够提炼诗思的路径与方式。文人、学人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与价值方向，也只有这种“诗可以群”的平等沟通才能发掘出颇具闪光的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