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认为天下混乱的重要原因是“别”所致。因为“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兼爱下》）也就是人们对待自己和别人、对待己家和别家、对待己国和别国都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利己、利己家、利己国而损别人、别家、别国的行为而导致了天下混乱不安。所以墨子从染丝说开始，通过主体间性的教育路径，其目的就要把人教育成他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兼士。兼士在墨子那里具有两重意义。首先兼士具有博爱天下的胸怀，是推行兼爱之人。其次，墨子的兼士又是一个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也就是兼德与智于一身的全面发展之人，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这样，墨子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在历史的流变中未能将培养道德教化的‘仁人’教育与墨子知识技能发展的‘能人’教育历史与逻辑地统一起来。”[4]
首先，墨子的兼士具有兼爱天下的高尚道德情操的道德人。作为孔子之后的墨子，亲眼目睹了各国的兼并战争及其所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的悲惨现实，认为这都是“起不相爱”。他说：“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兼爱中》）他说‘以不相爱生。’”（《兼爱中》）于是墨子认为需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使人成为一个胸怀宽广而又兼爱天下的人，才能消除社会矛盾根源。所以他认为应该以兼代别，也就是“兼以易别。”因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于是他强调说：“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虽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兼爱下》）由此可见，在墨子的思想中兼士就是实行兼爱之人，就是行仁事之人。他也把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兼士身上，认为兼士可以“兼以易别”而拯救天下于水火之中。在墨子看来兼士是“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兼爱下》）正是由于兼士的这种对待别人如对自己，才有利于天下，天下才会和谐稳定。而墨子的兼爱则是取法于文王、禹、汤。墨子认为文王兼爱是“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禹的兼爱是“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汤的兼爱是“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词说于上帝鬼神”，他们都实现了太平盛世。所以，他以此而四处奔波，导化世人。庄子在《天下》篇中说：“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其次，墨子的兼士是具有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智能型人才。墨子的兼士除了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兼爱天下为己任之外，还要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墨子本人就是一位德才兼备之人。他既以兼爱仁人要求自己的道德修养，同时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技能型人才。《韩非子》记载“墨子为木鸢”；《鲁问》中记载墨子削三寸木为车辖，任五十石之重。此外，《墨子》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等篇还记载了墨子的守城之法及其器械。这些都体现了墨子是位具有丰富知识技能的理论家，又是位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已有知识的实践家。同样，《墨经》也是一部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专著，详细记载了几何学、数学、光学、力学等知识。其中关于点、线、面的界定是在前人基础上做出的理论总结。而小孔成像的记载和实验恰是墨家科学技术知识实践的生动体现。《墨经》也成为墨家弟子传授知识的教科书。尽管后来墨分为三，但“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庄子•天下》）韩非子在《显学》中也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可见，墨子之后的墨家仍都以《墨子》一书作为自己的教材，以继承墨子思想为荣，以墨子所要求的德智并重为修身养性的基本标准。而墨子的弟子禽滑厘曾多次向墨子求问守城之法，学习守城知识就是墨子弟子求取专业知识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