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之偷情及其叙事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偷情的角度重新解读《西厢记》，以此寻求对《西厢记》新的探索和理解，增进对《西厢记》的多元认识。《西厢记》所写应该是侧重于描写张生和莺莺对社会禁忌的反抗，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破，对性爱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其本质乃是偷情。偷情的叙事模式包含了后花园情结、伤春心理、才子佳人模式、大团圆结局等，其中折射的价值观体现了市民文化兴起后广大市民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西厢记》；偷情；叙事模式；价值观
《西厢记》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讲述爱情故事的经典戏曲。的确，《西厢记》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它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优美的语言艺术，都为世人赞赏有加。本文想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解读、重新认识《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爱情，会发现《西厢记》所写并非纯粹的爱情，或者说华美的爱情是它的外表，而外表下是真实的偷情。一个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被解读，被诠释，如果它不再被解读，那这个作品的生命力也就消逝了。本文试图从偷情的角度重新解读《西厢记》，以此寻求对《西厢记》新的探索和理解，增进对《西厢记》的多元认识。
一、《西厢记》之偷情
“偷情的中心情节是偷，是对社会禁忌的反抗，或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破等，这中间自然有许多曲折和冲突，但这种曲折和冲突多是外在的环境的冲突，并没有涉及男女之爱本身的内容。而爱情的中心动作是爱，真正的爱情小说着眼的是男女内在的性格冲突和本性冲突，是两性结合的可能与不可能。偷情小说写的是性禁忌的状态中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爱情小说则是在爱情自由的前提下对性爱本身的探究。”(1) 这段论述是就中国古代小说的爱情与偷情而言，但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戏曲。
可以看出，在《西厢记》中作者的兴趣主要是在成亲之前男女主角的幽会、偷情，这些情节和场面通常是作品描写最细致、最能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地方，一旦男女主角私定终身，对对二人关系发展就似乎没有更多可以叙述的内容，情节的发展便逐渐转移方向、逐渐收束、闭合。##end##
偷情之偷——对社会禁忌的反抗，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破。就莺莺而言，佛殿回眸、隔墙和诗、道场传情、酬简寄方等无一不是背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偷”，此时莺莺已名花有主，在父亲生前已经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而且莺莺又值父丧之期。但此时父母的盟约、父丧的伤痛似乎一点也没有羁绊住莺莺的身心。她的情欲在这个古寺的春天，如同万物一样充满了被春风吹拂的渴望，以无法遏制的姿态自由自在地生长，并因了一个偶然的邂逅，听从内心的召唤积极大胆地回应了张生的挑逗，可谓偷的恣意而大胆。而张生作为父母双亡书剑飘零家道中落的一介书生，在惊艳于莺莺的美貌与风情后，在不问莺莺是否婚配，是否自由身，并无详细了解的情况下，便当机立断决意驻扎普救寺展开一系列狂热追求。按道理来讲，假如不是沉湎于偷情，热衷于偷情，张生完全可以托媒人去一探究竟，一吐衷肠，当然按他当时的身世条件很大可能是被不由分说地拒绝，但张生连尝试一下的念头都没有动过就直接准备偷香窃玉。可以说，在张生心中，偷情之偷是主动的、没有任何犹疑的。因为“偷情无疑会有难以言说的快感”，（2）而光明正大的明媒正娶显然多了温和与平静少了狂热与刺激。所以张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偷情。
作者简介：党月异（1971—）女，山东临邑人，硕士，德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偷情之情——性禁忌的状态中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界定了二人之情为“偷”，那么再来探讨二人所偷之“情”究竟为情还是欲？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西厢记》的情节发展是从情爱到情欲，谱写是的爱情之歌，但我以为通过进一步的仔细分析，《西厢记》应该是侧重于描写张生和莺莺二人对性爱的追求和实现，少部分笔墨是写二人情爱的相思之苦。性爱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但是它自身却具有双重的积淀，既积淀着善的基因，也积淀着恶的基因。因此性爱便具有双重的潜在可能性，既有导向善的可能性，也有导向恶的可能性。对西门庆、未央生等纵欲狂无疑是积淀着恶的基因，作者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而在《西厢记》中，作者对二人的性爱无疑抱着一种赞美、玩赏的眼光来看待。“《西厢记》的价值正是将人类的‘原欲’以美丽的形式公之于世，并给予热情的礼赞。”（3）
张生与莺莺从最初的相遇到私定终身，一直贯穿着强烈的性爱色彩。在古寺的佛殿上，莺莺手拈花枝笑意盈盈迤逦而上，在她的身上看不出佛门净地的清心寡欲，也看不出有丝毫丧父的哀伤，而是充满了青春少女春心荡漾那种莫名的惆怅与烦躁不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种拈花而笑过分张扬的青春气息难怪一下子便风魔了张生，使张生立马把持不住：“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拈……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所以首先吸引张生的是莺莺的几分怅惘几分忧郁几分笑意的青春风情，尔后方注意到莺莺的容貌、声音、行止：“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也。未语人前现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而最后张生的着眼点又聚焦到莺莺的一双小脚上，：“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双小脚儿，价值百鎰之金。”而这一双小脚儿是张生隔着莺莺的长裙性想象所致。小脚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在描写性爱的小说或戏曲中，描绘男女的性行为很少有不描绘女子小脚的，总是写男子对三寸金莲如何欣赏、如何把玩、如何春心荡漾等。研究中国古代性学的专家认为:“女人的脚是她的性魅力所在，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依照传统观念已是性及的第一步。”“从宋代起，尖尖的小脚成了一个美女必须具备的条件，……女人的小脚开始被视为她们身体最隐秘的部分，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的魅力。”（4)显然，对小脚的关注最能折射出古代男人的性心理。张生被风魔之后的思想重心落在了蕴含着无限性暗示、性幻想的一双小脚上，至此张生决定不再进京赶考。可见张生对莺莺的情爱一开始便是从性的欣赏、性的欲望和追求中开始的。
张生后来见到红娘更是一语道破了他对莺莺性爱的追求：“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被，怎舍得他叠被铺床！”可以说张生对莺莺一开始并无白头偕老的婚姻打算，而是直奔性爱的主题。在张生和莺莺同为父辈做超生的道场时，张生为了追求这种性爱的尽早实现，已经有些不顾人伦或者说是无耻，打着为父母尽孝的幌子以接近莺莺。“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到与人消灾障。”在佛殿道场幻想的是与莺莺的肉体的温存。
而在张生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调情与引逗之下，莺莺的情欲也开始如烈火熊熊燃烧。“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在普救寺解围之后，老夫人设宴酬谢张生，张生以为老夫人要兑现将莺莺许他为妻的诺言，所以兴高采烈地一番刻意打扮。作者很夸张地写了张生“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然后写张生展开了丰富的性幻想：“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乐。”至此，张生被即将实现的性爱场景鼓舞得神魂颠倒，充满了无尽的兴奋与渴望。不料风云转向，老夫人赖婚，张生与莺莺的高涨的情欲顿时跌入谷底。但此次赖婚却促成了莺莺的主动争取，先是酬简约会张生，后是寄方：“寄与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张生接到信后欣喜若狂。 莺莺果然主动抱枕上门，与张生成就鱼水之欢。作者用了四支曲子写了二人的性爱过程，可见对这场性爱的重视、肯定与赞美：“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这一场相见，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却纯是性爱之欢，并无太多言语的交流，充满了偷情的放纵与欢愉。性爱之后，张生并无提婚姻大事。而莺莺作为女子似有将性爱作为与张生结婚的砝码之嫌疑：“此身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此情此景下，张生仍不忘验证莺莺的处女之身，并且对下一场偷情充满了期待与渴盼：“你是必破功夫明夜早些来。”而没有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与莺莺明媒正娶上，如何获得合乎礼法的性爱与婚姻，可见二人更愿意延续偷情的快感。
当然张生与莺莺对彼此的性爱相当看重，莺莺托付终身，张生也决定此情一心，二人对于性爱也是很严肃、不随便的，是把它与婚姻、感情放在一起的。应该说，在二人性爱的发展进程中，彼此的才华、性情、在兵围普救寺中表现的勇敢与机智，也为他们的性爱奠定了稳固的、深厚的基础。
在私定终身之后，显然作者对二人的关系发展再无驰骋之力，于是又转向老夫人与他们的矛盾斗争，最后老夫人无奈地默认了他们的既成事实。“偷情的被招安更能解构与偷情快感所对应的心理结构。”（5）很明显，在此之后，作者的叙述笔调冷静收敛了许多，无论是长亭送别、草桥店夜梦还是夫妻二人的最终团聚，重点是写二人的离别相思之苦，充满了感伤与凄凉，而最初的激情显然已经过去。
所以，《西厢记》写张生莺莺二人偷情之情应该以性爱为主。王实甫虽然最后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但是显然他更愿意把笔墨放在二人对偷情的热衷中。
二、《西厢记》偷情模式的叙事要素解读
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不同的叙事模式。当代叙事性文学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可以找到它的叙事“原型”。但是叙事文学并不只是在同一艺术框架中简单地重复。事实上，相同的叙事模式总是负载着并不相同的历史内容。当这些新的内容给我们某种激动和体验的时候，便淹没了对于叙事方式的关注。然而方式毕竟是存在的。某种叙事方式经过长久的运用，它的艺术技巧得以物态化的凝聚，这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这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给不同时代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无疑《西厢记》的叙事模式对当时与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白朴的《东墙记》、郑光祖的《梅香》是直接承袭《西厢记》的叙事模式，而明清之际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和《西厢记》的叙事模式有密切的渊源。曹雪芹曾借《红楼梦》之口指出过这种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所以说《西厢记》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长的传承。
偷情的叙事环境模式——后花园情结，与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特性有关。崔张相识于佛殿，萌情于后花园，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后花园爱情戏的一个典范。中国古代有很多爱情戏剧是以后花园为舞台，如《东墙记》、《墙头马上》、《赵匡义智娶苻金锭》、《钱大君智勘绯衣梦》、《牡丹亭》等。这种浓重的后花园情结与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特性有关。中国古典园林，无论是先秦的皇家园林、两汉中后期出现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的私家园林，魏晋南北朝产生的寺庙、文人园林，还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宫廷、府宅、邑郊三类园林，建园的 最终目的是它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所以在视觉效果上极为讲究。在这种古典园林的情景中，有隐蔽山石的耸立，有甜美花草的点缀，有小桥流水的雅致，有熏风拂面的清新，有月色融融的静谧，有暗香浮动的神秘气息。“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此情此景，分明是为男欢女爱而设，是一个爱情可以自然发芽、生长的理想环境。在这个浓缩的小自然世界里，人与自然的气息相近相通，人的个性与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更容易萌发最原始的冲动。所以后花园自然成了崔张二人偷情的最佳场地。
偷情的叙事时间模式——春天，与中国文人的伤春心理有关。中国古典戏剧都喜欢把主人公的爱情发展时间安排在春天，《西厢记》更是浓墨重彩地写了春天的种种生机盎然、迷离芬芳、诗情画意。作者选择春天这样一个季节作为他们偷情发展的一个时间，是耐人寻味的。春天，群芳吐蕊，万木着绿，实乃人物活动良辰佳日。除此原因之外，还与传统文学中的“伤春”的审美心理有关。早在秦汉时期文学作品就有“极目千里兮，伤春心”的慨叹。春天一直是中国士人心中一个美丽而又多愁善感的季节，“伤春”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春天可以让人们感受生命的短暂和变迁。春光的短暂和易逝，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人生，更容易触动人们脆弱的灵魂，从而生发出无限的怅惘和感伤。这样的一种心理更容易引起人们对自身欲望的强烈追求，崔张二人在这样一个缤纷的季节相逢，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终于走上一条偷情之路。
偷情的情节叙事模式——与父系社会的美女英雄情节有关。
《西厢记》的情节叙事模式曾被不少论者概括为：“ 一见钟情遇佳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这种才子佳人模式的原型与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观念的遗传有关。在父系社会，美人与战利品成为男人的诱惑。男人为女人而战，而丧命。美人成为一种特殊的财富。上古时期的三位美女，妹喜、妲己、褒姒都是作为战利品被送到君王身边。于是美女配英雄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一种情结。这一情结发展为美女也以嫁英雄为荣耀，如尧之女娥皇、女英共嫁舜。美女英雄情结就此传承下来。到了《诗经》更明确地喊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呼声。“《西厢记》为才子佳人小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模式。”（6）无可否认，《西厢记》的确为后来以描写爱情婚姻为主的小说和戏剧创造了一个经典的范本。
至于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更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一个突出模式，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中国人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无法寄希望于来世的快乐。中国人关注的是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来世的超度，而是现实的享乐。这种心理决定了“中国戏曲是情感抚慰型的”（7）,所以最终采取大团圆的结局以宽慰广大观众的不平心理，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心里期待。另外，《西厢记》不同于《莺莺传》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后者是文人创作，为文人欣赏的文学作品，而前者是以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者群的戏曲创作。对于一般市民来说，去勾栏瓦舍看戏曲演出是一种娱乐活动，一种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娱乐活动。《莺莺传》那种始乱终弃的结局显然不能令寻求情感宣泄和慰藉的市民观众感到满意。所以《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也与城市市民的接受群体有关。
三、偷情模式的价值观解读
“男女主人公寻求个性解放，超越各种精神的束缚的意义比爱情本身更为有力。”（8）在崔张二人关系的发展中，其实比偷情与婚姻更重要的是男女主人公对传统观念和道德的约束的冲破。作者对于二人反抗传统观念和道德的精神是肯定的。年轻的男女主人公一开始对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说他们本不想背离现有的生存模式。他们是在自我情欲的主宰下才去追求所谓的爱情，并且是在不自觉的追求中逐渐成了封建价值观念的离经叛道者。崔莺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走过了一条从含蓄矜持的响应到大胆明朗的反叛的复杂道路。无论是在佛殿相遇的回眸一望，隔墙和诗的迅速回应，还是道场的顾盼传情，都体现了莺莺在内心深处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情欲的任性流露。也正因为她的热烈回应的鼓舞，才有了张生决意追求的决心。而在赖婚之后，莺莺的酬简与寄方表明她已经打破了以往的表面的矜持，而迈开主动争取的步伐，到抱枕自荐终于完成了对人性、人欲的自由追求。而张生为了得到莺莺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吟诗、弹琴、救兵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的渴望，完成自己个体的追逐。所以，关注自身，关注个体的幸福，张扬个性和人欲，这是《西厢记》偷情模式的价值观之一。
另外，在这场偷情的追逐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之二是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不再是树德建言的千秋功业，而只是得到一个倾城倾国的绝色佳人。在这类模式的戏曲中，才子成功的标志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功名，一个是佳人。实际上前者都是为后者服务的，才子取得功名主要是为了得到佳人，《倩女离魂》《拜月亭》《墙头马上》《牡丹亭》等无不如此。这种人生理想直接影响了后来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从传统观念上讲，功名是封建士子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志。这中间既包含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理想，也有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名利心。而仅次于功名的人生问题是婚姻。在《西厢记》里显然颠覆了这种传统的人生理想，它把赢得佳人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张生为了得到莺莺，放弃了进京赶考的打算，一心一意地追求莺莺：“小生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在张生看来，佳人高于功名。而最后，张生又得功名又得佳人的美满结局实际上也隐含了古代士人鱼与熊掌兼得的心理需求。虽然说是佳人高于功名，但佳人与功名两全其美，自然更要符合古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自古是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西厢记》金榜题名、夫妻团圆的模式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变迁和复杂心理。
从《莺莺传》演变到《西厢记》显然使一部文人传奇变成了市民艺术。从北宋市民阶层兴起之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关注个体的幸福，张扬个性和人欲，不爱功名爱佳人其实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雅文化的背离和反叛，这实际上是当时市井平民观念的集中体现，显示了迥异于传统雅文化的市民文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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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38
（8）蔡美云.爱情的背后[J] .北京：中国戏曲学院学报 ，2004.4
Discussion about carrying on a clandestine love affair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Abstract: What be written ought to be to put particular emphasis on resisting that the warbler avoids as taboo in depicting Zhang Sheng and warbler to society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 breaking through to fate , the words of a go-between of parents, runs after and comes true freely to sexual love, whose nature is indeed to be to carry on a clandestine love affair. Narrating carrying on a clandestine love affair the pattern has contained backyard complex , wound spring mentality , genius and beauty pattern , happy reunion final etc. , refraction among them outlook on values has embodied resident of a city culture values of extensive resident of a city of queen being on the rise in.
Keywords: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Carry on a clandestine love affair; Narrate pattern; Outlook on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