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研究和监管实践均证明宏观审慎监管有效减缓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增强了金融部门的稳定性。Lim等（2011）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显著降低了宏观杠杆和信贷的顺周期性；Stijn等（2014）的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监政策通过LTV约束和信贷增长限制有效降低了经济繁荣时期杠杆、金融资产以及债务的增长，具有事前监管的效力。而Jiménez等（2017)的研究显示，逆周期动态拨备平滑了信贷供给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下行时期满足了企业的信贷需求，对产出形成了有效支撑。国内研究方面，学术界也普遍认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在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防范上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力（李文泓和罗猛， 2010；方意，2016；严佳佳等，2018）。
在此基础上，最优宏观审慎政策的选择成为监管推进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此学术界主要从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工具、盯住变量和政策规则等角度展开研究。Quint和Rabanal（2011）将金融摩擦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以下简称DSGE）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监管当局将信贷纳入政策反应函数时可以有效提升福利水平，Suh（2012）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张敏锋和王文强（2014）以贷款价值比工具为研究视角，发现盯住信贷和产出的泰勒规则形式的宏观审慎工具最大程度降低了经济的波动；方意（2016）将研究结论一般化，发现宏观审慎工具盯住目标和监管对象指向相同时才具有显著的政策效果。然而上述文献在探讨最优宏观审慎规则时均忽视了影子银行体系对宏观审慎效力的影响，而这恰恰是我国金融体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发端于金融危机后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通过银信、银证、银保、银基等多种通道绕过监管开展业务，影子银行规模迅速扩张。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在满足了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其脱离监管、层层嵌套以及高杠杆等特征也给金融部门带来潜在的风险（Reinhart和Rogoff ，2008；Adrian和Shin，2009；杜亚斌和顾海宁，2010）。除了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影子银行的存在对宏观调控的渠道和效力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李波和伍戈（2011）、王振和曾辉（2014）、Michell（2016）等从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功能出发，认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将会使得经济体系内信贷供给和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增加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可预测性，给宏观调控的信贷渠道传导带来困难。李波和伍戈（2011）还认为过多的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进而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效果。胡振华等（2015）、许少强和颜永嘉（2015）、Luo（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影子银行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将得到推进，将增强利率渠道对于宏观调控措施的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