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教科书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一方面外译教科书，以甲午战争为界，从翻译西洋教科书过渡到翻译日本教科书，出现两次外译教科书热潮；另一方面在外译教科书的启示下，甲午战后国人自编教科书开始出现并渐具规模。
（一）外译教科书
1.甲午战前的西译热潮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迫使晚清政府及普通民众深刻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国人学习西方教育、培养治国之材开始的标志，教育活动从翻译西方教科书开始了。19世纪60年代初，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等地的广方言馆相继成立。随着课程的进一步扩充，为培养翻译人才而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于1865年后改为高等学堂，规定学生从第三年开始学习各国地图、数理启蒙、格物、机器、化学、天文测算等科目知识，翻译功课亦逐年增加，最后连续四年都需练习译书。[1]同文馆师生翻译了数量众多的西方书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理、政治、法律、天文、历史和英文等领域，这些书籍多被用于教学并帮助中国学生认识到“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2]
1868年曾国藩在徐寿、华衡芳等人的倡议下设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在西书翻译方面亦成效斐然。翻译馆中中西学者云集，所译教科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傅兰雅编、徐寿和徐建寅译的《格致须知》二集，《代数学》六本，《化学鉴原》六卷，《化学分原》八卷，《化学考质》》八本；林乐知、郑昌棪译的《格致启蒙》四种，《化学须知》一卷；方尼司辑、王汝译的《化学流源》四本。[3]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在翻译西书方面的另一大贡献，是从华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以及做中西名目字汇等三个方面商定了新名词的翻译原则，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京师同文馆、上海等地的广方言馆以及后来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都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洋务机构，这说明西方教科书的翻译是开始于官方意志的。洋务运动开启和促进了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客观上带动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广大民营出版机构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