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新港是从北大荒走出来、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整个童年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在“文革”中他的父亲被关了牛棚，他成了黑五类子女，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成为作家日后写作的独特心理体验和宝贵财富。常新港说“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生活的开始，是指严酷的生活的开始。这种底层生活的阅历，经历过的自然和人，构成了我的文学记忆的雏形。我最早发表的大量儿童文学短篇和长篇都跟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①《青春的荒草地》以作家亲生经历为母本，将人物关系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重点描写了人物受到历史环境影响后人性由善向恶发生的巨大变化，塑造了一批心理畸变的施暴者形象，从“文革”前后人物表现出的鲜明反差对比中揭示了荒诞的历史环境对人性的戕害，表达了作家对儿童健康成长的担忧。
恩格斯指出，“环境之是否典型，则又是与其能否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面貌密切相联的。环境不典型，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典型的。”②“典型环境，是指文学作品中环绕典型人物、促使人物行动并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的特定的环境。”③常新港是如何做到描写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的呢？他描写了“文革”时期人们激进疯狂不理智的心理畸变和荒唐行为。汪玲玲的父亲汪琪过去是一个知书达礼、和蔼可亲的教育者形象，与范丁家的走动来往中表现出他谦和友善的一面，他本是善良的，然而“文革”到来，汪琪却由慈眉善目的副校长变成另一副嘴脸，在他心中潜藏的嫉贤妒能的人性弱点在“文革”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放大，他嫉妒同事范丁会写小说，第一个站出来举报范丁写“黑书”，给范丁贴大字报，更是在范丁被戴高帽上街游行时挤在人群中看热闹，一脚把守护主人的红狗从人群中踢开，他颠倒黑白诬陷同事的卑鄙行径与之前表现的和善友好形成强烈对比，他完全丧失人性中善良友好的光芒变成了冷漠无情的自私鬼。郑喜荣身为范大桦的班主任同样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心理发生畸变，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行为。“文革”前他对范大桦笑脸相迎，在大桦眼中“她面容善良透了，让我有什么委屈都愿意跟她说。她拥抱过我一次,还神不知鬼不觉地亲了我一下，我很激动，只有妈妈对我这么亲热过。”④“文革”到来，她上纲上线的向校长举报自己的学生“小山东”污蔑社会主义，直接造成“小山东”孟玉辍学被撵回老家。范丁被打倒后，郑喜荣不仅有意疏远大桦，不再对他露出笑容，强迫大桦改姓，与父亲范丁划清界限。她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宣扬文学创作“三突出”原则，要求学生写带有光辉词句的歌颂时代歌颂英雄的积极向上的日记和作文，并且和母亲自导自演了一出假情假义的闹剧，引导学生写虚假作文可谓费尽心机。历史环境催生郑喜荣心理畸变，她忘记身为教育者教书育人、引导学生走正途的职责，对学生的精神和情感进行了双重施暴，严重阻碍了儿童正确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他丧失了人情美人性美和原有的理智思考，变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不能分辨是非对错，被政治利益冲昏了头脑，机器性替代了人性，冷漠无情取代了温柔善良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