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戏曲是一种以“唱念做打”为综合性表演的艺术形式。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戏曲又形成了它特有的表演程式,除了它的程式性,还有假定性,美的造型性、音乐性、虚拟的时空感等。特别是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美的造型原则,使得中国戏曲化妆术天下独步,即使有一般姿色的人物,经过化妆师的精心塑造,这些人物也可以在舞台上惊为天仙。再者,即使是“净”的角色(花脸),中国舞台脸谱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美。演员脸上的五颜六色,成为道德的,意识上的一种象征性形态。狰狞可怖的面部造型去掉了它的可怖性,而置换为一种脸谱造型的意识形态美。这样一来,中国舞台艺术的人物形象的美的造型成为一种艺术规律。在我看来,这种美的造型舞台规则既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特殊创造,也给中国的演员(艺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美的造型原则使演员在舞台上更美。在阶级社会里,“美”作为自然特色,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统治者只有一种的欲望,使得他们对“美”的自然景色,“美”的人物长相,有一种攫为己有,成为私产,仅供自己享用的强烈欲望。“红颜薄命”的俗谚便是这种“占有欲望”的世俗化阐释。由于演员的“美”和剧情和人物感情相胶着,使得这种“美”更加激动人心,这样一来,统治者的占有欲望更加强烈,因之,自古以来和官员相涉及的爱情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歧路灯》中那些统治者,看戏“好旦角”,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没有“名旦”,这个剧团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想唱响一个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歧路灯》第95回中的地方官员为讨钦差的欢心,在吉庆班演过之后又点了《西厢记》全本,“那河道索性好闹戏旦,恰好次日众娈毕集,正好借此杯酒,浇向日块垒,遂掺了一句道:“萃锦班能唱《西厢》全本,还略略看得。”第18回云南布政司的孙子盛希乔说:“守着四五十万岁家私,随意浪过。” 他看见瑞云班的旦脚儿好看,马上叫到家里来唱,还说:“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戏班子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与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点上几十枝油烛,不但我们看,连家里的丫头养娘都看个不耐烦。若是在饭铺子里,有什么趣处?”看来,这些有权有势者,他们看戏的标准大都集中在“旦角”上。即使是像谭绍闻这样的人也说绣春班演出的不好,因为那个“唱旦角的,尽少有卅岁。”他们宁愿大家凑钱,也要请几个有名旦的“绣云班”唱上三天,咱大家喂喂眼,也是好的。”即使是年龄比较大的旦角,在78回中,盛希乔看《王母阆苑大会》,那个唱旦的年纪虽有三十七八岁,绰带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