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赞郁：悲剧史诗的谱写者
作为韩国当代三大导演之一，不同于其它主流或非主流导演的明确归属，朴赞郁介于两种之间，一方面，他以其题材的敏感性，人物的边缘性，血腥暴力的镜头语言，诸如乱伦、变态等亚文化的呈现，被划位B级电影导演，另一方面，他保持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性思辨和精英意识，通过成熟的影像语言以冷峻的笔触书写在韩国社会体制压抑下人性的张扬和异化，以知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着痛苦而清醒的历史文化反思，透射出人文主义者独有的悲天悯人式的悲剧精神，使其成为韩国极具代表性的先锋电影导演。尤其“复仇三部曲”系列所渗透出的悲剧意蕴更是把朴赞郁送上了韩国当代“悲剧史诗”谱写者的宝座。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朴赞郁坦言自己的创作风格受到诸多作家的影响，他们包括：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左拉、斯汤达、奥斯汀，以及科幻作家菲力浦·迪克(科幻作家中的梵高 )等等。然而，就朴赞郁的主要风格而言，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影响最为重大，从朴赞郁电影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古希腊悲剧精神的重现，朴赞郁就此问题曾说过：“古希腊悲剧探讨的是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虽然古希腊悲剧里的人物似乎总是按照一种固定的行为方式去做就像马在棋盘里行走一样，但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就会发觉古希腊悲剧其实总是在宣扬一种自由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悲剧里的人物尽管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却又不断在挑战神的权威。”[1]可见，古希腊悲剧给了朴赞郁许多创作源泉。
一、悲剧人物—悲剧精神的承载者
鲁迅先生把悲剧理解为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即向人们展示价值的破碎，然而，悲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通过悲剧人物（悲剧英雄）表达那种激昂的同不幸命运抗争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并通过这种精神多达到的对人性的张扬肯定给观众以力量和希望。而所谓的悲剧精神就是来自悲剧人物对无从超脱苦难的顽强抗争，来自悲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永恒搏斗，来自悲剧人物在与命运搏斗中对人的意志的无限张扬。一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通过俄狄浦斯王在不可战胜的命运面前的顽强反抗直至死亡，所体现出的俄狄浦斯王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力量直到现在仍震撼着我们。而这种悲剧精神我们从朴赞郁的电影中也能感受到，《老男孩》中的吴大修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在他身上展现了一种和命运永恒搏斗的悲剧精神，他不只是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灵。##end##
《老男孩》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被复仇的故事，更是一曲个人悲剧的赞歌。平庸的中年男子吴大修突然被莫名囚禁15年之久，期间妻子被杀，女儿失踪，而一切证据指向他；15年后，正当他挖洞可以逃出时又突然的被放出来，于是一场类似猫抓老鼠的游戏开始了，他开始不息一切手段调查幕后主使，但是反抗命运的过程也是走向命运圈套的过程，随着真相一步步开始呈现，吴大修也开始逐步迈向地狱的深渊。影片中李有真就如同是吴大修的天神，吴大修的每一步行动都在李有真的掌握中，他只是生活在李有真为他精心安排的罗网中，他按照李有真所设计的游戏规则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罗网越来越紧，直至最后吴大修用残忍的自虐向李有真乞求宽恕，在与李有真的这场战争中宣告失败。然而，正如美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说的：“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即使他努力不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2]。吴大修曾经一次次的试图挣脱李有真的控制，他带着美桃离家而住宾馆，他用暴力征服负责囚禁他的人，他疯狂的调查被囚禁的原因，尽管他失败了，但是他毕竟努力反抗过，这就足够了，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来源于这种令人感动的忍受悲苦的崇高态度。影片虽然给观众呈现的是一幅悲观绝望的人性毁灭图，但是通过主人公吴大修坚持与命运束缚决斗的勇气和精神，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激进昂然的生命力，尤其是那句“即使我禽兽不如，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更是震撼了不少观众。
然而，朴赞郁电影的悲剧精神并完全与古希腊悲剧精神相一致。朴赞郁是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21世纪的人，这个阶段是高科技发达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的富裕却带来了人精神世界的抑郁，忽略了人精神的寄托，这个时候，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整个世界都盛行起来。萨特关于“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主义虚无观显然也影响了朴赞郁的世界观。因而，在朴赞郁的一些影片里，所展示的人生正是一种痛苦的存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封死了出口的绝境，任凭再怎么左冲右突，结果仍是困兽之争，找不到出路，充满着无尽的绝望和真实的残忍，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的色彩可言。如《我要复仇》中的绿发青年阿游，朴赞郁几乎赋予阿游人生的所有不幸，首先他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青年，如此的身份设定阻塞了他与观众的交流沟通，而语言的丧失更架设了他生活圈中的障碍，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被工厂老板压榨，被贩卖器官团伙骗去了肾脏和仅有的零星积蓄；其次身为弱势群体的他，在物质匮乏的同时，精神也极度贫瘠，病重的姐姐是他存活的唯一希望和精神支柱，可是姐姐自杀了，他也就万念俱灰了；另外在绑架资本家东进女儿时，由于聋哑关系，致使东进女儿溺水而死，如此，他成为了东进的复仇对象；并且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处在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朴赞郁将阿游置于这样的悲惨命运中，任他在这个悲哀的世界中挣扎，最后，他杀光了贩卖器官团体的所有人，并残忍的吃了他们的肾脏，他自己却被东进挑断脚筋溺死在河水里，而东进被一群不知名的人杀害，致死也没明白是死在谁的手里的。韩国另一先锋导演金基德的《收信人不明》所刻画出韩国底层社会凄凉的被损害的群体曾令人大为震惊，但这部《我要复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压抑和绝望的气息不断向观众涌来，呈现出的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失语状态和人物本身存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更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正是对“人生是痛苦的”这个观点的最好诠释。
纵观朴赞郁各个阶段的创作，朴赞郁的中前期作品（2005年以前）带有浓重的悲天悯人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不管是不是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继承，都笼罩一种悲哀的气氛，然而，“复仇三部曲”的结束篇－《亲切的金子》却是朴赞郁复仇系列电影中最温情的一部电影，在奢华抒情的叙事氛围中，朴赞郁几乎抛弃了前两部复仇片中所充盈的，让人难以喘息的暴力镜头，代之以女性所特有的阴柔绵密的质感精美绝伦的画面。影片尽管依然讲述复仇故事，继续对不合理社会体制和残酷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鞭笞，继续挖掘人性最隐蔽的地带，继续给观众呈现一个充满激情和悲壮的复仇者形象，但却少了以前作品中人物所特有的那种颓废、压抑、绝望的感觉，朴赞郁在人物中赋予了个人的理想和希望，甚至人为的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复仇女神”金子本是一个单纯柔弱的女学生，自从卷入儿童绑架案并被作为白老师的替罪羊入狱13年之久，面对无情而失败的法律体制（没有查出真相乃至导致金子入狱后白老师又接连杀死四名儿童），面对突如其来的悲惨命运，在监狱里的漫长13年，金子开始筹划她的复仇计划。为了尽快出狱，金子对一切都表现出无奈的接受，如在犯人大会上的看起来似乎是在深刻检讨自己犯罪行为的演讲，在监狱里对狱友亲切的态度，甚至在神父面前进行多次的忏悔，但在出狱后，她开始为改变命运付出行动了。金子忽视法律的存在，自己充当审判者和主导者，对白老师的罪行进行揭露和审判，甚至找来受害者父母对白老师实施集体的行刑，最后，金子成功了，将罪恶的白老师送上了黄泉路。古希腊悲剧有复仇女神美狄亚，她为了报复始乱终弃的丈夫残忍的杀害丈夫的情人甚至杀害自己的儿女，这种血腥的报复激烈、彻底、强悍人的最原始蛮性为疯狂复仇所激活而失去理智的制约，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受朴赞郁的青睐，因为在朴赞郁看来，人生虽然可以充满艰辛、悲惨，可以是一场悲剧，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应该要充满一种理智的乐观主义精神，要意识到人生尽管苦难但必须在理智的指导下不断抗争，要用审美的态度对生活和世界。这也是金子不同于吴大修、阿游的地方，金子采用的方式是理智的乐观主义态度，她在必要时刻舍弃个人报复选择带有法律仪式的集体复仇，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恐怖的邪恶、倔强、残酷，此时的金子已经不单纯代表自己本身，她代表了一种抗争精神，在残酷面前她没有绝望，而是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希望。最后，她成功了，其实，应该说是朴赞郁让给她成功了。通过对这部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朴赞郁的价值观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他不再是那个壮志未酬、愤世嫉俗的B级电影人，他在试图超越古希腊那种命运悲剧精神，试图接受“生活不是没有美，只是缺少发现”这个带有乐观主义色彩观点，在朴赞郁看来，个人应当变成某种超个人的东西，个人应当忘记死亡和时间给个人造成的可怕焦虑，因为即使在他的生涯的最短促瞬间和最小部分，他也能够遇到某种神圣的东西，足以补偿全部奋斗和全部苦难而绰绰有余。因而，他让金子超越个人、超越命运，他给了金子一个带有些许希望的未来。
悲剧人物是悲剧的灵魂和生命，从阿游、吴大修、金子等一系列悲剧人物的成功刻画，朴赞郁完美的向我们呈现了他的悲剧思想，呈现了朴赞郁个人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即从阿游那绝望颓废的“人生就是痛苦的”悲剧思想，到大修那种追求生生不息的古希腊式悲剧精神，再到金子那种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悲剧精神。然而，不管是哪种创作思想，朴赞郁都做到了通过片中人物的苦难的生命历程来歌颂人身上那种生命的激情，从而达到对人性的肯定激发了观众的审美快感、力量和希望。
二、循环与时间—悲剧精神的表现形式
悲剧最早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尔后慢慢发展，在每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便加以改进直至具有完整的属性。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是“对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 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3]。古希腊悲剧都是命运悲剧，通过命运观来表现人类在压抑毁灭中彰现的原始的生命激情。朴赞郁电影的悲剧精神通过命运的循环和时间的流逝来体现，以循环和时间为这一对具象和抽象的物像来阐述他的悲剧精神。
朱光潜认为所谓的“命运感”在悲剧中是指面对既不能用理智去说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证明的东西时的那种敬畏感和惊奇感[4]。朴赞郁的电影贯穿始终的同样是命运感，只是他在阐述命运感时没有带着敬畏和惊奇的态度来，而是利用混换，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命运的无常和反复循环来表明人的有限。人的命运就如同车轮、时钟，把人圈在一个环里，复仇与被复仇也由此形成一个没有终点的圆圈，无从释放、无从解脱。这在“复仇三部曲”里阐述得最为明确。《我要复仇》中的阿游就是生活在一个全封闭的复仇命运中，他被贩卖器官团伙骗了，导致姐姐的死亡，于是形成了他对贩卖器官团伙的复仇意识；东进女儿的无意被害，形成他对阿游和英美的复仇意念；最后，东进也作为复仇对象存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复仇的循环，仇恨与暴力在无休止地周而复始，似乎整个人类世界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的复仇世界中，起点是复仇，终点也是复仇。还有《老男孩》，一方面，李有真计划和安排吴大修的命运，他以命运之神身份出现在吴大修生命当中，另一方面，吴大修的命运不过是李有真命运的一个复本，他们两人的命运形成了一个圆圈。吴大修要抗争的是如天神般的李有真，只是结局早已注定好，吴大修早就注定要重复李有真的命运，他无法走出这个像迷宫样的循环，这在故事开始时出现的那个巨大的圆钟就代表了一切。一如《共同警备区JSA》中开始时镜头随着汽车的圆轮引出一段悲情无奈的兄弟情谊，他们四个的兄弟之情注定要像朝韩两个国家的民族兄弟之情一样，得不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而时间的流逝同样残酷。一般来说，好像有点想法的艺术家都爱琢磨“时间”朴赞郁也不例外。《老男孩》中的吴大修被绑架达15年之久，《亲切的金子》中的金子被囚禁13年之久：吴大修在长达15年的囚禁生涯中，他每天写日记记载此时的心情（一本形成复仇情结的心灵史），他练习打拳，他每过一天就在手臂上缝上一根线，他用一根铁筷子在墙壁上挖洞，电视成为他生活的全部，是钟表、日历、学校、家庭、教会、朋友、爱人，随着电视上播出的代表世界进程的国内外新闻：中国香港回归、戴安娜王妃之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支援正式确认、南北朝鲜领导人互访、日韩世界杯、韩国总统选举，15年终于到了；金子进监狱时只有19岁，这个如花的年纪，13年间，她哭过闹过，她在教堂中不断忏悔，她照顾着每个需要她照顾的狱友，最后她终于出来了，此时她已经33岁了。15年、13年，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时间段？哲学家维科曾说过，人们常常在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吴大修、金子都如此，那些无可挽回的过往和无力改变的现在，以及它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是怎么样发生和来到的？出来后寻找幕后主使者复仇这个信念支撑着吴大修渡过15年，而同样是谋划如何向白老师复仇这个信念支撑着金子的狱中生活。最后，他们都成为了疯狂的复仇使者，造成这样的结局，“时间”难辞其咎。时间一般分为物理时间和具有人文性的精神时间，前者认为时间只是空间规定，是物理性、技术性的，后者认为时间的本质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并渗透至人的灵魂深处，是一种精神的涌动和延伸。朴赞郁的时间观无疑属于后者。他的电影通过“时间”对人物的命运、精神状态、性格乃至灵魂产生的深刻影响，把人物放在不断的苦难和斗争中，以证明人性中的主体力量的存在价值。
结语
朴赞郁电影体现出的浓郁的悲剧精神，虽然压抑、冰凉、绝望，却激动人心、催人奋进，是处于迷茫状态中的一种积极进取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5]高丽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即使经历了侵略、被吞并、分裂等一系列的民族苦难，也没有被打倒，始终积极向上，朴赞郁电影中的悲剧精神就是最好的证明。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