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人才是人才管理的前提，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明建国初期，正急需人才，洪武帝明确提出，“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明太祖实录》卷43，洪武二年六月丁卯。]，肯定后天教育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他将人才培养形象地比喻为“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明通鉴·纪一·太祖洪武元年》，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页。]。朝鲜王朝太宗指出，“人材，国家之器用，不可以不预养也”[（朝鲜）《太宗实录》33卷，17年（1417 /永乐15年）1月19日（丙午）。]，强调培养是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
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对此，洪武帝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中华书局1977年，第204页。]强调学校在人才后天培养中的作用，故“谕国子学官教养人才”[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第203页。]。宣德帝也认为，“人才出自学校，学校兴，不患无人才。人才众多，则官得人矣”[《明宣宗实录》卷48，“宣德三年十一月辛未”条。]。朝鲜太宗也多次肯定了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地位，“教养人材，在于学校”[（朝鲜）《太宗实录》27卷，14年（1414 /永乐12年）6月2日（癸卯）。] ；“学校，人材之本源。 学校不修，则人材何自而兴乎?”[（朝鲜）《世宗实录》41卷，10年（1428 /宣德3年）8月21日（庚子）。]“学校，作人之地，故历代皆重之”[（朝鲜）《世宗实录》61卷，15年（1433 /宣德8年）8月22日（壬寅）。]。为此，两国都在殿策中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思考。永乐十三年（1415）殿策，第一次将学校对培养人才的作用提出讨论，“表章六经而劝学兴礼，锐情经术而文治勃兴，讲学多闻而崇儒重道，其所以为兴学校者何如？”[《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577页。]朝鲜建国，继承高丽旧制，学校教育已基本完善，是人才的主要来源，但学校培养人才也出现了一些知与行相脱节的现象。为此，太宗十四年（1414）殿策就学校培养人才所出现的弊端提出思考：“学校非不劝也，而记诵词章之习犹在，真知实践者盖寡。何以使教学俱明而人才辈出欤？” [（朝鲜）《太宗实录》28卷，14年(1414甲午/永乐12年)7月17日(戊子)。]希望从学校教育方面寻求解决人才“真知”与“实践”二者相统一的对策。可见，明朝注重对学校本身的思考，而朝鲜则探讨学校在培养人才过程需要解决的难点。
人才的素养及价值追求，即士风，与学风、政风往往密切相关。正如明天顺时阁臣李贤所说：“士在学时坐诵书史，有志圣贤之道者甚众，且曰：‘穷经将以致用，异日临政当如此设施，做事业当如此立身行己。’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职，惑乱于利害，随时上下，任其天资而行之，无复留心，于向日所穷之经不知为何物也。”[《国朝典故》卷四八《天顺日录》，第1141页。]人才的素养能力直接关系其治政能力，永乐十三年（1415）殿策指出，“士风之振在于兴学校”[《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577页。]。天顺元年（1457）殿策就此将古今士风进行比较，“然古之士进以礼，退以义，为上为德，为下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