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雅化:戏曲发展的误区
——兼谈鲁迅的戏曲发展观
自近代改良运动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国传统戏曲不得不面临现代化转型的严峻问题。在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文化人求新求变的强烈要求下,传统戏曲迫切的需要走出固有的美学圈子,找到一种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新途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鲁迅虽然对传统戏曲的封建思想内容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他并没有明确表示“旧戏应废”的观点。而且从情感和价值取向上,他对戏曲艺术也没有完全否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旧剧目的重新整理与精湛演出,说明了戏曲在现代社会确实具有存在的价值。鲁迅也认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①[P.391]
然而,传统戏曲在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剧烈冲击之后,既没有像“五四”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销声匿迹,也没有如鲁迅期待的那样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在物质上利用社会现代化所提供的条件,依靠着文化传统的‘心理惯性’,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占据文化市场,而在精神上与‘现代化’、‘启蒙主义’保持着距离,只把功夫下在京剧本身的艺术上。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全新的、‘舶来’的话剧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五四’启蒙热潮一过,舞台上又是旧剧的天下。”②[P.6~7]尤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在戏剧舞台上非常活跃,不仅涌现出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和尚小云等京剧四大名旦,京剧表演甚至还走向了国际舞台。三十年代梅兰芳先后赴日本、美国和苏联演出,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当时,京剧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京剧表演不仅牢牢的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就连许多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都对京剧推崇备至,赞许有嘉。正如鲁迅所说:“先前欣赏那汲Ibsen(易卜生)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③[P.163]当时的官僚和文人们“捧戏子”成风,大报小报的肆意渲染,无疑更进一步助长了京剧这一繁荣的假象。然而鲁迅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后,以京剧为代表的旧戏并没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包括京剧在内的旧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仍然走着继续雅化的旧路。在1934年,他相继发表了《法会和歌剧》、《谁在没落?》、《莎士比亚》、《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拿来主义》、《脸谱臆测》等多篇文章,系统总结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所走道路的看法。他认为京剧原本是“民间的产物”,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艺术,后来被封建文人染指,逐渐走着雅化的道路。“五四”以前,它是旧文化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又被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被军阀、政客、官僚和帮闲文人所利用,继续雅化,成了他们的艺术。##end##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梅兰芳的态度,就是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后京剧继续雅化的一个代表来看待的。鲁迅认为梅兰芳的古装新戏就是京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雅化的继续。在《拿来主义》中,鲁迅明确地说,“梅博士”的“演艺”与“古画”一样,是一种“古董”,梅兰芳到苏联、美国演出,是“活人代替了古董”。鲁迅称梅兰芳为“古董”,是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京剧的这种继续雅化,表现的仍然是士大夫的思想与情趣。然而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然是新文学的天地,京剧的继续雅化,特别地显示出了传统旧文化的顽固性。但同时,鲁迅也指出,梅兰芳作为新文化运动后京剧继续雅化的代表,并不是一开始就“雅”的。他有一个从“俗人的宠儿”到“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的过程。1913年梅兰芳初到上海演出时,曾观摩过表现近代和当代题材的“新戏”,受到启发,并对时装新戏产生了好感。此后梅兰芳新排的几出戏中,就有《宦海潮》、《一缕麻》、《邓霞姑》等几出时装新戏。鲁迅称他原是“俗众的宠儿”,指的就是这一时期。1915年,梅兰芳首创“古装新戏”,参照仕女画和雕塑对传统戏衣进行改革,突出了女性特点,并以歌舞为主。他在与文人齐如山、李释勘合作下,编排了神话故事剧《嫦娥奔月》。不久,梅兰芳又在齐如山等人的合作下,先后编演了《黛玉葬花》、《千金一笑》等剧,在京、沪两地受到欢迎。此后,他更是致力于古装新戏的创造和传统剧目的加工整理,完成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重大革新,形成了著名的梅派。这个变化,便是鲁迅所说的“由俗人的宠儿”变为“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所以在鲁迅看来,由“时装新戏”到“古装新戏”,就是梅兰芳从俗到雅的转变。
而京剧继续雅化的实质,鲁迅认为就是为新、老统治阶级服务的帮闲文人们对戏曲的篡改和“据为已有”。对以重视演技为特征的京剧和一些地方戏,他们把受“俗众”喜欢的演员,“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来”,像古玩之类的“小摆设”一样供起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使他们与平民大众隔绝,这样“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④ [P.579] 最终成为统治阶级及帮闲文人的玩物。这祥,戏曲艺术必然会脱离群众,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终究会被人民大众所抛弃,走向“消亡”。鲁迅严肃地解剖了梅兰芳由俗到雅的艺术道路,指出统治阶级及其帮闲文人是戏曲艺术的摧残者,“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沾到他们手里,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④ [P.579]
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京剧所走的继续雅化的道路并不是前进,而是在旧文化圈子里的停滞。三十年代的戏曲舞台,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正埋藏着深刻的衰落的根子。在鲁迅看来,旧戏曲虽然未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涛卷走,但已经严重地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活,是正在“消亡”的权贵们的艺术。针对许多报刊把梅兰芳到美国和苏联演出说成是 “发扬国光”,鲁迅却说:“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正“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④[P.580]鲁迅对京剧为代表的旧戏的衰落的看法无疑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戏曲最大的成功仍然停留在表演艺术上。而表演艺术的完美与成功,从整体上看,是在传统旧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的。与表演艺术相联系的剧目,不但新作很少,而且其题材、思想基本上停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状况上。鲁迅认为,梅兰芳雅化后的京剧表演就是如此。他原来是“俗人的宠儿”,“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 ④[P.580] 深受大众的欢迎,这就促进了他戏曲艺术的成熟。但是,一经士大夫下手,他表演的戏,却离开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情趣。“先前是他做戏,这时却成了戏为他做”,颠倒了演员与戏曲艺术的关系。因而“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④ [P.580]鲁迅说“梅兰芳近来颇有些伶落”,其原因就在于由“俗人的宠儿”被士大夫罩上了“玻璃罩”后,既脱离了生活,又脱离了时代。
相对于京剧的雅化,鲁迅对于民间的戏曲文艺表现出明显的肯定态度。鲁迅认为民间戏曲贴近生活,鲜活,泼辣,有生气。他说:“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④[P.580]鲁迅不仅对于刚健、清新的绍兴目连戏《无常》、《女吊》、《武松打虎》等赞赏有嘉,而且对于老十三旦的表演也大加赞扬。对于老十三旦,他这样说:“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④[P.580]老十三旦本名侯俊山,是棒子花旦戏的一代宗师,他的表演始终保持民间艺术风格,倍受欢迎。时人称赞:“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所以在鲁迅看来,只有保持与现实社会和人民群众密切的联系,戏曲艺术才有生命力,才能进一步繁荣兴盛,而脱离人民群众,戏曲就必然会走上衰落的道路。
如果时代变了,戏曲还停留在观演的老圈子里,从根本上讲就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按照鲁迅一贯的文艺思想,戏曲作为艺术必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体现人民大众的审美观,体现前进的时代精神。虽然说京剧的雅化是艺术上的提高,但是艺术不能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去提高。对于梅兰芳和他所代表的雅化道路,很多人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的,而鲁迅则是从艺术与现实、艺术与时代的角度来评价的。而戏曲要发展,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士大夫”罩在身上的“玻璃罩”,从紫檀架子上走下来,冲破与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的隔绝,开创艺术的生路。1924年鲁迅去西安讲学的时候,在看了西安易俗社秦腔新戏《人月圆》、《双锦衣》等戏之后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原因也就是它们思想艺术上有所革新,反对封建、反迷信,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多少表达了对新生活的追求。为此他还亲自题写“古调独弹”四个字的匾额赠给易俗社,祝贺他们在改革旧戏中取得的成就。在西安讲学结束后,鲁迅又以讲学酬金五十元捐赠易俗社,作为他们改革戏剧事业的经费,希望他们能更好的编演移风易俗的戏曲。
传统戏曲的诞生和发展都与时代和文化有着重大的关联。只有保持与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传统戏曲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这是鲁迅对二、三十年代京剧继续雅化而走上衰落道路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戏曲的生命就在于与时代与人民共命运,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审美要求。戏曲的变革发展不能仅仅通过内部变革实现,还必须吸收多方面的养料和前进的动力,这正是鲁迅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所寄予的厚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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