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一时期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艰难起步，延宕发展至清末民初时期，尤其是伴随着甲午战后大批留日学生群体相继归国，再加上清政府覆灭、民国甫立，官方对译著活动的掌控力相对减弱，而民间译介之力日趋壮大成为中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些都推动着清末民初中国翻译活动的进一步拓展。而此时期译著活动所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思或批评前期翻译活动。此时期，除更多的朝野官绅如张之洞、郑观应、孙家鼐、马建忠等人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并主张推广翻译外，如王之春主张“于京师设一译书处，外派翰林部员数人率同翻译官专司其事，译成一书，进呈御览后，或木印，或排印，分派京外各衙门以资采用”[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1页。]，亦有部分学者或官员开始针对前期的翻译活动提出批评。郑观应在《西学》一文中指出，“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在1902年上奏清政府亦指出，“惟是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往往不能审为一定之音，书作一定之字，拟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行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之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以归划一，免淆耳目。”[（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页。]就连晚晴学部亦认识到“粗通洋文者，往往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中国政体者，割裂而翻译之，更附以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1页。]翻译人才匮乏、译名混乱不统一、译者随意割裂外文等，这些前期尚无解决之问题则再次被提上日程。前文所提及不通外文之林纾，其译法故招致后人批评或不耻，如黄仲苏批评林氏译著采用“以耳代目”之法，难免出现“删削脱漏音误”的弊病[黄仲苏：《翻译的问题》，《华年》第1卷第8期，1932年6月4日。]，署名寒光撰文亦认为林氏所做的是“畸形的翻译工作”。[寒光：《近代中国翻译家林琴南》，《新中华》第2卷第7号，1934年4月10日。]无论是晚晴学部还是朝野士人对前期翻译方法或译著内容之反思或批评，表明今后的翻译活动欲提升水平，应尽量减少或避免出现前期之不足以推动翻译活动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