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来，集体行动必然陷入困境的理论主导着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很多方面。很多学者在论证政策干预和制度安排的必要性时，都会引用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十分清晰地理解奥尔森的逻辑。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是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行动困境，个体理性要求行动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如果集体事业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的，而且自己的参与还有一定成本，那么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应该是不主动参与集体行动，坐等集体事业给自己带来好处。这种解释利用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集体事业的好处不具有排他性，因此集体行动困境被广泛理解为搭便车（Free Riding）效应。毕竟再强的个体理性假设也只是突出利己，而非绝对排斥利他，为了不便宜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收益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脱离个体行动者与集体事业之间的具体联系，空洞地将利己与利他、姓私与姓公对立起来，并没有抓住造成困境的核心。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行动与更好结果之间的显著联系，自发的集体行动就是可能的。因此，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在其著作《搭便车（Free Riding）》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集体行动论理论的起源和内涵，梳理了相关学术讨论和应用情景，着重说明集体行动困境的逻辑核心是个体贡献相对于集体事业的可忽略性。在这样的逻辑中，不变的前提是集体事业可以给大家带来非排他的收益，重要的是单一行动者相对于宏大事业来说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自己的贡献可有可无。理智的人并不是在盘算自己的成本低到什么程度参加集体行动才有利，而是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改变整体的结果。正如奥尔森在抗洪的例子里所说，一个人拿着水桶去抵御洪水显然是非常荒诞的。这是个体不会自发参与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