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椿在纂修《颍上志》时说，“曰《人物》，邑之所望；曰《烈女》，判乎人物以明人伦之辨也”[ （清）刘耀椿：[道光]《颍上县志·刘耀椿叙》，黄山书社，2008年，第1页。]，可见“明教化”的理念是其编纂“先贤传”的指导思想。彭寿山在《颍上志·叙》中也说：“邑之有志，所以志水土之利病，闾阎之习尚，吏治之贤否，而风俗之所以移易，人心之所以振刷，于是乎系。”[ （清）刘耀椿：[道光]《颍上县志·彭寿山叙》，黄山书社，2008年，第3页。]书写、记录县邑先贤、能臣，正是为了淳风正俗、振奋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例如，在给“年十余岁能文”的钱世熹立传时，就突出了其“杜门读书，虽贫困，无所动心”[ （清）刘耀椿：[道光]《颍上县志·人物·钱世熹传》，黄山书社，2008年，第242页]的洁行。《乐清志》、《宝丰志》在编纂时也坚持这一做法，都强调先贤对后世的教化、激励作用。朱士彦在《乐清志·序》中说，编纂县志之目的是为后世树立学习的典范，奖励后进，以改变郡县不正之风，“兴其贤能，纠其过恶……有善可得而举，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所恃者郡县之志。”[ （清）鲍作雨：[道光]《乐清县志·朱士彦序》，线装书局，2009年，第1页。]。贾声槐也说：“郡邑志……使人兴起于善，自远于恶，所以正人心，厚风俗，辅助政教。”[ （清）鲍作雨：[道光]《乐清县志·贾声槐序》，线装书局，2009年，第2页。]姚启元在[同治]《祁门县志·序》中认为：“今之祁非古也……移风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邑有贤士大夫，明法式、垂告诫、正其过”[ （清）周溶、汪韵珊：[同治]《祁门县志·姚启元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页。]。所以说，利用县志来教化百姓恰是封建政府淳风正俗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