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良好的道德建设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新加坡政府组织的“礼貌月”活动，把东方古老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解释和发挥，使之成为廉政建设重要的思想来源。德国的廉政合约，以“传统的普鲁士官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奥地利则设电视专栏节目“人民监察官”向国民宣传反腐败工作。北欧国家普遍认同“文化是制度之母”，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在芬兰，人们和新闻媒体可随时查阅到政府多年来的政务记录、官员的财产和纳税情况。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芬兰连续5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面对全球化的趋势，需要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世界，总结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凡是有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可取其精华，吸收实践。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我国古代来看，廉政文化有着不断完善发展的轨迹。“廉者，政之本也”、“政者，正也”、“官因廉而正”这是儒学始祖孔子的基本观点。法家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西周初年《周礼》里“廉”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各个朝代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了种种法典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察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朱元璋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涌现了许多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等；产生了许多廉诗、廉文、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它们在历史长河里，经过岁月的冲刷和积淀，构成了内容丰富的廉政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