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而言，“新写实”无疑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文学潮流了。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刘震云的《新兵连》、《塔铺》、《单位》、《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白雾》，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等一批作品先后发表，这些作品相较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文学明显地表现出了贴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特点，从而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著名文学期刊《钟山》于1989年第3期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推波助澜，随后，《文学评论》、《文艺报》、《人民文学》、《文学自由谈》、《上海文学》等刊物纷纷发表研究文章，掀起了对这次文学潮流的讨论热潮。“新写实”小说因此成为了继“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思潮之后在当代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次文学潮流。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反思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的缘起、它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探索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使人们更趋于理智与务实，文学也不再沉溺于抽象的价值理念的找寻和人性观念的探索中，而表现出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同时，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快速兴起，处于上升阶段的市民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意识、启蒙意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曾经流行于八十年代初文学中的那种强烈的家国意识，对于理想与信念的追求遭到了人们无情的冷落，而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作家们本身也与芸芸众生一起经历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市场经济的法则深入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读者对纯文学刊物的冷落，这些都使文学失去了既往的轰动效应，本身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宏大的政治主题固然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而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对于“人”的终极命运的形而上玄思也使文学一天天远离读者。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反映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的生存境遇也就成为了时代对于文学的一个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