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所求,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便包含着“立功”的追求,仕对于士人而言意义重大。孟子肯定君子“仕”的态度鲜明:“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除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8页。]仕作为士人之本职,学问、才能应当且必须“货与帝王家”。“三不朽”作为士人理想追求确立之后,逐渐形成了以“立功”为中心,“立德”、“立言”为附庸的地位格局。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但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0页。]在魏晋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下,德行是定级官品的重要依据,德行与仕途的捆绑、以官阶激励德性的养成,也导致德行成了政治的某种“变相的资本”,确立了“立功”的中心地位。
然而,世之弊病,恰恰是迷惑于功名太过。“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一日无君,惶惶如也。” 士无节操,奴颜求媚,官场溃烂。雄心之下,掩盖的是利欲熏心、官迷心窍。当务之急,不是士人乐衷之“立功”,而是强调“立德、立言”之本,这无疑是挽救颓败世风的另一种努力。
盖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逸民》)
葛洪认为,士人当以立德、立言为贵,求得身后之名,以期超越和不朽。葛洪并不否定立功,《贵贤》有言:“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但是,面对当时“求竞成俗”、“大道渐芜”,“立功”不乏,所缺乃立德与立言。
葛洪的努力,在于扭转“立功”之滥觞,重新捋清“立德、立言”与“立功”的关系。葛洪将“立功”抽离出来,赋予了“立德、立言”独立的地位。“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学问、知识,不一定是“货与帝王家”的玩意,同时也是个人的创造活动,是自己放眼宇宙、社会或者注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思想。“隐居求志,立德、立言”便是求仕之路外的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知识学问不再依赖仕而存在,士人不再以仕为唯一出路,立德立言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纵使“立功”不复,“立德、立言”同样可以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