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译称“一般教育”、“普通教育”)从古希腊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发展而来,产生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便培养更多的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全面发展的学生。自由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教育,它从人的生命本体出发,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解放,教育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贵族没落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科学主义的发展,非功利的自由教育被功利的专业教育(specialty education)所取代。在对专业教育的反思和批判中,通识教育应运而生。相对于专才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又称专门教育)和专业教育等教育模式而言,通识教育更能体现出现代人文精神。理想中的通识教育人才是一个“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3月第27卷第3期。]
其实,通识教育的理念在古之中国早已有之。《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所谓“知类通达”,是指学习要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而不是偏执一端。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到了一定的层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和个性的东西,并为此坚持不移,这才是教育的目的。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其教育理念无不包含通识思想。《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注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页。]意思是说,器物的用途是唯一的,彼此之间并不能相通,而成德之人,他在任何位置都是适用的,并非只囿于一才一艺。显然这种要求太高了,非圣贤不能为之,所以子贡在孔子的眼里只是“瑚琏”之器便不足为怪了。唐人教育讲求“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话通常被理解为读书人应有器量胸怀方可事文艺,但推其涵义,实际上讲的还是通识教育的问题,即士首先应该“识器”,“识器”之后乃可通达,而不至于牖中窥日,如此再从事文艺,方为正鹄。然而后儒中,真正理解并实行孔子教育本意的少之又少,直到民国时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才重新去探究和认识儒家教育的深刻含义。潘光旦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