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谛”是印度佛教的重要思想，这种重要性同样展现于汉传佛教思想之中。此中尤以三论宗和天台宗最具代表性。但是，关于二谛的重要性在汉地之显露，学界普遍认为当推至“六家七宗”，如余敦康认为，早期般若学形态的六家七宗思想之“中心主题不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真谛与俗谛的关系。”[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18页（“六家七宗”部分由余敦康执笔）。]李四龙认为“在智顗以前，从东晋的‘六家七宗’，经过涅槃师、地论师，一直到成实师、三论师，都提出过自己的二谛学说。”[ 李四龙著：《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1页。]张雪松甚至认为真、俗二谛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后世评判六家七宗的一个重要标准。”[ 张雪松著：《中华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82页。]
对六家七宗之二谛思想论述更为详尽的当属周学农所著的《东晋和南朝佛教的二谛相即论》，它是中国学界少有的关于特定时期二谛思想的专题性研究。在该文中，作者从“宇宙生成论的相即”、“本体论的相即”、“认识论的相即”、“言教论的相即”和“佛性论的相即”等五个层面对东晋与南朝佛教的二谛思想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讨论。在周学农看来，六家七宗不但都很重视二谛，而且二谛理论也已经初步具备了丰富的义理内涵和较完善的理论建制。[ 周学农著：《东晋与南朝佛教的二谛相即论》，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3.1。]
而对此主流论断之形成起到根本影响的则应推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汤氏对六家七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论述，并认为：“于是六家七宗，爰延十二，其所立论枢纽，均不出本末有无之辨，而且亦均即真俗二谛之论也。”[ 《汤用彤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上述论断的得出，吉藏的《中观论疏》、元康的《肇论疏》和安澄的《中论疏记》等著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不但成为学者研究六家七宗思想的主要依据，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学者关于其它相关文献的解读。在吉藏的《中观论疏》和元康的《肇论疏》中，都有关于六家七宗二谛思想的论述。如吉藏关于缘会、幻化、含识三宗的论述，其云：
第五于法开立识含义。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难曰：若而大觉之时便不见万物，即失世谛，如來五眼何所见耶。
第六一法师云：世諦之法皆如幻化。
第七于道邃。明缘会故有名為世諦。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中观论疏》卷二末，《大正藏》第42卷，29页中）
而在安澄所著之《中论疏记》中，不但阐述了六家七宗的二谛思想，更是明确列出了其中四家关于二谛直接论著，如含识宗法开著有《惑识二谛论》，心无宗法温著有《心无二谛论》，幻化宗道一著有《神二谛论》，缘会宗道邃著有《缘会二谛论》等。此外，《中论疏记》还引用泰法师《二谛搜玄论》的观点，认为当时有十三家二谛义。[ 《大正藏》第65卷，第93页上。]因此，如果以这些著述为依据而断定六家七宗都极为重视二谛，当然是理自有据，确凿难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