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普惠金融水平的定量测度和评价、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Sarma（2010）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方法，采用银行业渗透度、银行服务成本和银行服务使用情况三个维度指标来衡量2004年55个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中银行渗透度选用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口比重表示，可利用性用人均所拥有的银行营业点数或ATM机数表示，使用状况用存贷款的GDP占比表示。[1] Gupte (2012)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服务范围、使用情况、交易便利性和使用成本四个维度的24项指标，最大可能地包括了各方面数据来测算印度2009 年的普惠金融指数。[2]
另外，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的关系也是学者们互相讨论的一个焦点。Park and Jr ( 2016)选定37个亚洲经济体，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具有积极的影响。［3］ Kappel( 2010)使用跨国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可缩小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但在低收入的国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4］ Zahonogo( 2017)使用 GMM模型研究金融发展是如何减缓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水平，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减贫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金融发展存在门槛值，低于门槛值的金融发展不利于穷人走出贫困。[5]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杜晓山（2006）等最早将普惠金融的理论引进到中国，认为普惠性金融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能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大规模群体的金融需求，且主要服务贫困偏远地区的客户群体、降低金融需求群体和服务提供者双方的成本。[6]
陈银娥等( 2015)运用熵值法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可获得性、使用效用性与承受度四个维度11个指标计算我国省市2004—2013 年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采取 Kernel 密度估计及空间 Markov 链等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及其趋同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格局和“俱乐部收敛”现象。[7] 韩晓宇和星焱(2017)利用面板VAR模型对中国省市、自治区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普惠金融是贫困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原因。[8]白钦先和张坤(2017)认为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改善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其发展超过门槛值后，将越发有利于农村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