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方古代文学中史诗与史传滥觞的联系与差异
史诗是长篇叙事诗的--个种类。它以诗歌的形式叙述一个民族远古时期的历史，叙述在民族形成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主要英雄的业绩。因为同时具有历史的性质和诗的特点而称为"史诗"。其特点如下；(一)史诗具有划时代的特征。(二)史诗是形象化、诗歌化的历史。(三)史诗规模宏大，长篇巨制。(四)史诗以口头传唱为主要传播形式，流传至今的史诗都是经过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精品。现在有一种史诗的“三分法”：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不能不承认，第三种是典型的“史诗”（Epic）。在古希腊，“英雄”（Hero）这个词有三层意思：（1）半人半神（有人就干脆译成“超人”）；（2）悲剧和史诗的“主角”；（3）“统治者”（有人认为，其现实基础就是叫做Basleus的“军务酋长”）。那么，以他们为中心的长篇叙事诗就是“史诗”。（有时也包括早期文人创作的“拟史诗”。）。
通常认为，史诗产生在或反映着“史前”向“成文史”过渡的时期，或者说“军事民主制时期”（西方称“英雄时代”）；恩格斯就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顺便说一句，现代人类学已不使用“野蛮”、“文明”之类容易误会的字眼；也有一些史诗产生于“奴隶社会”或“成文史”早期）。这样，史诗便不但映写重大历史事件，还有不同于普通传奇故事的神话和传说，尤其是英雄们创造的“奇迹”。真实的叙写与象征的讲述融汇在一起。史诗一般先在口头讲唱、流传，然后记录成文（成书时代早晚不同），往往被看做“民族文学”的精华或“民族精神”的结晶。它篇幅巨大，多数用严整而独特的“格律”写成诗体。既是“史”，又是“诗”。
大凡世界各个民族在其抟成之初，几乎都伴随有长篇巨制的史诗产生，譬如，古印度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和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它们集中地反映与保存了史诗拥有民族的原初宗教、艺术、神话与传说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其他原初成果，充分地体现了原初民族的聪明与智慧，对该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可是，中土（至少可以肯定汉民族）却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曾经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相反，中土的历史意识却最为发达，很早就有了甲骨文的记载，在龟甲兽骨上记事，则必须用最少量的字句，包涵尽可能多的内容。但同时中国又是多民族国家。北方兄弟民族创造了许多英雄史诗，像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非常著名，藏族的《格萨尔王》还号称“世界最长的史诗”。南方兄弟民族除英雄史诗外，还创造出大量“创世史诗”。这些在世界上都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但华夏——汉族按照上述标准并没有英雄史诗。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个民族及其发展都有各自的特色、优长与限制。华夏——汉族的文学创造力、想象力、“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歌、传说和史传文学里。我们的神话很零碎。确定特殊体裁的标准不是绝对年代而是“相对时期”。史诗（包括文人拟作）这一文体所承载的主要是“文野过渡”和“成文史”早期的历史，它诞育在“原始”或“原始性”社会构造之上。过了某一特定阶段，想制造也制造不出来了。如马克思讲到史诗与神话时所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经济和）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end##
二
印度史诗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和印度的宗教观念有关。根据黑格尔的分析，就流传到19世纪的小部分吠陀经典来判断，印度的最早的宗教观念就已经包含了一种可供史诗描述的肥沃的神话内核。在很久以前，这个神话内核就和一些人类英雄事迹杂糅在一起而形成了实在的史诗，其中一部分还根据纯粹宗教的观点，一部分也根据自由艺术的观点。特别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最著名的史诗把印度的世界观展现得很壮丽辉煌，充满着错综复杂、变幻无常、妄诞无稽的幻想，另一方面却也有些痛饮狂欢的动人美景，显出情感和思想的具有个性的优美特征，这一切使得精神界具有植物界的蓬勃生气。加之印度自古以来，宗教派系繁多，各宗各派互相攀比竞争，造成史诗空前繁盛壮大。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特质是“糊涂而精致”的，这在两大史诗中也可察觉出来。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指印度历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可以说，印度只有神话无信史。印度古代没有专职的史官。而且印度人不太看重史料的真实性，却热衷于将历史神话化，将神话和历史相混淆。如对《摩诃婆罗多》，我们认为是神话，印度人却认定是历史。正是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和差异，造成印度史学的落后。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印度以史学的荒芜，换来了神话的繁荣。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和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的历史典籍。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国王……”，至于该国王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无。幸存的极少的史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空想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被认为正宗的史书有两部，一部叫《诸王世系》，一部叫《大史》，但这两部书又都不可靠。
印度的历史记载没有统一的纪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纪年。印度使用纪年多达20种以上。搞不清楚每个纪年的准确年代，以及各纪年的前后联系。中国古代以帝王的年号纪年，历史纪年也不统一，但中国各朝代都十分注重历史记载，设有坊门的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能搞清楚。印度则不然，只重宗教，不重历史，宫廷有为皇帝举行祭祀的专家，却没有史官。所以，印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本糊涂帐。 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是靠外国人的记录才大体了解的。
印度文字起源很早，但印度人相对借重口耳相传，这与婆罗门教垄断知识的心态有一定关系，加之印度气候炎热潮湿，其主要的书写材料树皮、贝叶之类难以长期保存，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在19世纪以前，印度的神话典籍（包括史诗）主要靠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口耳相传最有利于史诗的创造与再创造，这也导致印度史诗长期不能定型，获得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如《罗摩衍那》在玄奘旅印时只有1.2万颂,而今天通行的本子则有2.4万颂,足见增速之快.此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喜爱幻想的民族性格、发达的形象思维能力、缺少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人本、轻鬼神的宏大思想体系等等因素,也和印度史诗的繁荣发展有一定的联系。
三
根据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著名观点，中国人（准确地讲是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圈内）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的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的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但是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比较晚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却很丰富、很发达，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委婉细腻。
考察中国历史的具体史实可以发现，由于中国古代史官记言与记事分开，记事侧重时日，对于事态的描写多采取省略（ellipse）的手段，所以没有像西方史诗那样强调英雄主义。“省略”是修辞上很重要的法式。古代汉语的特征，采用省略句式见于殷代占卜文辞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对神话人物往往没有做故事性的高度描写。《诗经》中的雅颂体例已经脱离了口语，所以并非史诗的叙述形式。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史诗，又加之史家作史书，极力主张“尚简”、“用晦”，姑冗遢、详尽的文体亦不受人欣赏。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俗讲变文的兴起，衍生出后来的弹词七字体，与印度希腊繁复冗长的史诗，其构章遣辞实无差异。这种文体在中国的后起，实属文学形式由简至繁发展的另一方向，并非文体发展的主潮。此外，汉民族的特性使然，原始性的自然宗教始终没有在内部发展成高级的人为的宗教，这使中国人免除了“原罪”，但也使中国的原生态神话仅仅保存片段，还显得晦涩、枯槁而凌乱，不成体系。在书写工具上也有相应论据，如殷周典册，契刻书写于龟骨、铜器与玉器及简牍，不适宜作长篇记录。史家又主张尚简用晦，阻碍了史诗作冗长描写的叙述形式。
相比较而言，西亚地区（如古巴比伦）有比较发达的史诗传统，尤其是西亚关于天地人类由来的神话宝典是世界最早的史诗之一。甚至连希伯莱圣经中的《创世纪》即从此衍生而出。它具备了史诗的几大核心要素：既口传的、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和该民族的典礼有密切联系、史诗对于战争过程和场面均有详尽而生动的描述与铺陈、绝大部分歌颂该地祭祀之神明、把诗歌中的英雄人物尽量突出。可以说，西亚的史诗以上要素均具备周全。西亚开辟神话的是阿卡德人的天地开辟神话，这些史诗强调神祗的全知全能，认为人是从宇宙中有罪的恶神取出他的血液来塑造的，因此人是有“原罪”的，人的产生是为诸神服务而制造的，人必须是神的侍奉者，人在神的恐惧威严下是要战栗的，没有一点地位的，这一思想后来也为希伯莱文化所吸收。而这正是华夏—汉民族的上古文化中所没有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民族没有史诗传统格局的形成。
四
我国上古时代也产生过许多神话，但形式是凌乱的、片段的，始终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神话故事系列，也无从汇集产生神话英雄史诗一类的作品。我国上古神话大多是人兽同体，神话内容也只是单一的神异性而缺乏社会性，结构形态也较为简单，加只我国的民族性格是“重实际而黜玄想”，因此在文学系统内部，神话史诗类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文体。如封建社会后期勃兴的小说，其接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本应属于历史的史传文学，而非神话史诗。史传文学之所以能够对小说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的文脉中，弦歌不辍，是有着多方面的历史的深刻的原因。
可以说，我国古代史传文学非常发达，涌现过大量的优秀作品。从先秦时期开始，史传文学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至西汉纪传体的《史记》把中国古代史传文学推向了高峰。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华夏—汉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早在殷周时代就设立了专门记言记事的史官，规定“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汉书·艺文志》），《礼记·玉藻》中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然说法不一，但都说明我国很早就设立了史官，而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一代，史官几乎成为了文化的垄断者，混沌一片，无所不包的史官文化，成为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刺激下，大约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相当成熟的编年体史著《左传》，以后国别史《国语》、《国策》相继问世，逮至西汉史官司马迁又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封建社会叙事文学和历史著作高度统一的典范《史记》，在唐朝以前，我国除史传之外几乎别无规模较大、完整统一的叙事文学，这样史传著作就成为我国早期叙事性文体当之无愧的代表，是后起叙事性作品唯一可资效仿的榜样。我国史传文学不仅成熟早，而且在文化殿堂里享有崇高的地位，参与修史是名垂千古的盛誉，史书是和经书并列的正统典籍，这种特殊的地位，无疑会增强后世一切叙事性文体自觉向史传看齐的力量。早在先秦时代我国神话历史化的现象就较为明显，这也是和其他东方文明古国迥然不同之处。这种现象最初出现于殷周易代之际，周朝统治者意识到殷亡完全在于统治者道德沦丧，淫奢无度，此种“殷鉴”，更使他们疏远鬼神，注重人事。巩固政权需要和殷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促使周代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文化代表史官对旧有的神话故事重新解释，这就促使神话开始走向历史化的道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突进，学派林立，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注重实际的学派纷纷对神话作出合乎事理的解释，于是将神话的历史化推向高潮。其结果一是阻止了神话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中国古代神话零散，片段，缺乏发展层次；二是使一部分神话经过改造进入了历史，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
五
古埃及的历史作品十分丰富，他们象中国人一样重视历史，行文具有历史感，所以在埃及文字破译后，人们得以根据丰富的历史作品，迅速了解了埃及历史。埃及也有不少人物传记，现在发现的主要是在墓中记述墓主人生前事迹的传记。
在书写工具上古埃及和中国有类似之处，古代埃及人用纸草书写(注：纸草是下埃及尼罗河边的特产。先将芦苇状的纸草茎干剖为长条，再排齐连结成片，最后压平晒干成纸。)。写好的纸草卷起来，扎以细绳，以便保存。这样的纸草卷有长有短，有些作品手稿竟达十几公尺至几十公尺，古代许多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这与古印度文献用贝叶书写在闷热潮湿情况下不易保存和楔形文字的泥版不易长久保存是不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埃及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口耳相传文学发展则相对薄弱。中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学最繁盛的时期，神话传说、故事箴言和诗歌歌谣等作品成就突出，在文学体裁、描述方式和修辞手法等方面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此外，古埃及的颂诗也很发达。古埃及文学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遗产之一，在题材或体裁上对古希伯莱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以及中古东方文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古埃及早在古王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君主制专制政体，到了新王国的帝国时代，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和对外霸权的形成，专制主义制度开始强化起来，尽管最终被古希腊所征服，但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涅伽达文化算起，历经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埃及、希腊—罗马征服时代、直至公元64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为止，前后持续了4000年之久的文明，这和古代印度和古巴比伦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思想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和动荡多变，长期战乱频繁的社会政治环境往往会滋生出重玄想，尚奇幻的文艺因子是有着明显区别的。需要指出的是，古埃及和中国不同，它具有浓厚而强烈的宗教意识，这也深刻影响了它的文学。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饶宗颐：《近东开辟史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日] 清水茂：《赋与叙事诗》，语りの文学。东京：筑摩山房，昭和63年；
4． 郁龙余等：《东方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张稔穰等：《史传影响与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征的宏观考察》，曲阜：《齐鲁学刊》1988年5月号；
6． 李少雍：《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北京：《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7．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澳]A·L·巴沙姆：《印度文化史》，闵光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0． 何乃英：《东方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