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的考察，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反映到当代世界，即表现为对文化自觉及文化自信这一议题的深入展开。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及至今日，文化自觉仍然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无独有偶，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影响广泛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在全书的引论中指出：“本书的主题是文化与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美]塞缪尔·亨廷顿 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可见，以价值规范为内核对文化进行考察，并非偶然，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自信。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反映了作为价值规范的载体，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已然是各国事务中的共同聚焦点。这势必要求把文化上升到精神生产的高度，即系统化、理论化思想体系的生产，不仅仅是国内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是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信，皆源于对人们具体生活实践的现实考察与反思，是对生活于某种文化中的人群的思想关照。具体来讲，文化自觉是对自己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反思和科学构建，关于此，费孝通先生这样讲到：“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文化自觉集中地表现为一种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文化自觉，是精神活动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一次文化新主张，其表征着精神活动的主体如何真正开始对既定文化存在的感知，以及主体对自身文化存在感的一种价值追问。或者说，文化自觉以反思为开端，却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反思。在精神生产的高度来讲，文化自觉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对其的认识不单是对于人们现存思想观念或价值体系的认识，还包含着对人类有史以来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观念的认识，是对人类过去特定历史时空存在与发展的认识。因此，对文化自觉而言，其立足当下，却又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活动，其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