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治党的形成和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涵。为客观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探索历程及其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和当代启示，需要先明确以下几点理论阐释。
1、制度治党是政党治理的一种路径和方法。当代世界通常都是由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首先要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事实上，政党治理一词就源于现代治理理论，即是对这一理论所承载的善治理念、价值取向和科学方法的吸收融合。[ 参阅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因此，政党治理就是在某一政党的主导下，其领导核心、各级组织、广大党员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形成治理框架，以科学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体系巩固其地位并有助于其实现执政目标的动态过程。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客体、路径、目标等，其中治理路径对政党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政党治理历史，其实现路径主要有意识形态或道德教化治理、领袖或精英的魅力治理、制度治理三种。这就不难理解，随着历史的演进，政党已成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中介与纽带，政党治理自然成为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相对应的概念与范畴，因此其治理方法也是多样的，制度治理即是其中一种路径和方法。只是鉴于意识形态或道德教化属于软约束，领袖或精英的魅力则容易滋生“人治”等问题，而制度治理不仅使“政党具有更强的组织稳定性”，“也具有更高的政治合法性”，同时“政党与民众联系更为频繁密切”，广大党员“对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也更高”，[ 陈家喜、黄惠丹：《论政党治理视阈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所以现代政党治理主要依赖制度治理这一刚性方式。
2、中央所提出的制度治党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任何研究都需建立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之上，缺乏这一支撑的研究是没有根基的。中央所提出的制度治党就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共制度治党的理论根基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这其中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相关理论。（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思想。尽管我国古代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念，但却产生了丰富的律法思想和制度经验。这些认识和做法成为今天制度治党的深厚土壤和历史资源。如梁启超认为：“故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主义，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之者也。”[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页。]其效果，用辜鸿铭的话说就是：西方国家“不是教会僧侣借上帝权威吓人（中古），便是国家军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而“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3）现代西方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国家管理效率低下问题的回应，[ 俞可平：《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20世纪90年代现代治理理论在西方引起关注并获得广泛认可。对此，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将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从而事实上也明确了这一理论在制度治党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