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称谓，始自西汉末年，终于清代。“城主”使用的范畴包括中古时期的中原王朝以及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西南小国、吐蕃、突厥、高丽、夏、辽、金等诸多王国。但是由于无论是传统的中原文献，还是当代的出土文献，均未记载清楚其职能、品秩、职能的情况，所以多年以来逐渐形成为一个研究的疑点和热点。20世纪以来，由敦煌文献中的“寿昌城主”一词的出现，引发了大半个世纪对“城主”概念的讨论，至今尚未停止。这方面的前人研究成果方面，以徐畅[ 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84-98页。]和邰鹏飞[ 邰鹏飞《唐代城主相关问题考——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81-89页。]二人的总结和概述最为详尽。这类研究基本上围绕敦煌文献或河西、西域一带的出土文物为中心，探讨以唐代西州地区的城主概念。上个世纪末，学者们亦开始留意和讨论西夏文中的“城主”概念，结果也是提出了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如聂鸿音在考察西夏文译本的《贞观政要》时，发现在译者每一次都是把汉文中的“刺史”直译为“城主”。由于目前还无法知道“刺史”和“城主”这两个西夏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所以他根据西夏仁宗时期官刻文献，推测“刺史”也许是仁宗朝修订《天盛律令》的时候才从汉语中借来的。而那之前，西夏人则习惯把“府”、“州”、“郡”、“县”的首长一律称为“城主”。 [ 聂鸿音《<贞观政要>的西夏文译本》，《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第65页。]2008年，孙伯君发现《类林》和《贞观政要》等夏译汉籍使用“城主”来对译汉文“太守”和“刺史”，而西夏《天盛律令》中的汉语借词“刺史”，一般用以指称“府”、“州”、“郡”的首长，“城主”则指称西夏境内各边地“郡”、“县”、“城”、“寨”的长官。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节儿”一职的品级和执掌范围与西夏“城主”颇为一致。故敦煌、吐鲁番文献里的“城主”，实为吐鲁番官名“节儿”的意译。[ 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城主”》，《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69页。]这是学术界首次把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历史研究拉通来考察“城主”的问题，并把这个研究推向纵深。2011年，聂鸿音继续对更多的西夏文“城主”的资料进行整理，认为西夏并没有“州”和“县”的建制区别，党项语中相当于“刺史”的“城主”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只相当于县令。“城主”在西夏实际上更多地相当于县令以下的小官，与中原的刺史并不形成实质的对等。[ 聂鸿音《<辽史·西夏外纪>中的“团练使”和“刺史”》，《学问》，2011年第2期，第71-73页。]显然，“城主”这个概念已经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诸多军事、政治、地域文化等问题，故而引起多方关注。
从学术界讨论的结果来看，无论是西域、中原、西藏还是西夏的“城主”概念，抑或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还有很多模糊甚至分歧之处：如“城主”是否与战争有关？是否地位卑下？是否带有品秩？是否是兼职？由于“城主”一词有着漫长发展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形，故而本文拟以时间为纵线、以地域为横线，系统梳理古代“城主”概念，对我国中古时期的“城主”演变和发展有一个整体的俯瞰，以便于进一步考察西夏“城主”一职任用的详细情形，并对中古军事研究中“城主”的考察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