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村公共事务领导人的村干部身份较为特殊，他们是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及其配套组织的组成人员。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代理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和村庄中普通的农民有所区分，他们代为行使村庄公共权力、管理各种公共事务并为村民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享受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于一般的“官”，由于没有纳入公务员编制而无法像普通公务员那样同等地享有制度化的向上流动通道和职业待遇，在诸多的方面他们和国家正式的公务员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隔。在精准扶贫之前的一段时期，西部很多贫困村庄基本是处于“维持型治理”的状态，村干部在其中的角色较为特殊。吴毅曾用“双重边缘化”对村干部角色进行了描述。“他们处于政府体制和农民社会的边缘地带,既为两者所需要,却又无法为两者真正接纳,只能在结构的夹缝之中讨生活,求利益。属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边缘群体’。”[11]这种状态虽然尴尬，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也能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支配下和平相处，村庄秩序也因为农业税费的终止而相对平静。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大量扶贫资源和项目的下沉搅动了昔日相对平静的村庄，由扶贫资源分配所致的各种诽谤、辱骂和闲话开始不断地弥漫在乡野之间，村干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名化待遇。结合实地访谈和观察，笔者将这一现象的生成逻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知惯习：历史“掠夺角色”的后遗症
大量国家扶贫资源的下乡极大地改善了贫困村的基础设施以及贫困户的家庭生活。在笔者走访的诸多村社里，修建多处的供水工程已有效地解决了村民的日常饮水问题，扶贫产业园也初见规模。贫困户的住房面貌焕然一新，或是得到改造或是统一搬迁到政府集中修建的新村里。村社道路畅通，基础设施明显得到改善，贫困户家中也都装有电视，能够正常地收看节目，整个村庄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税费改革之前乡村干部“恶人”的形象依旧没有淡出普通民众的脑海。在村民记忆中，村干部一直以来就因为扮演“掠夺角色”而背负着原罪。在农业税终结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为完成上级下派的公粮税费以及计划生育任务，不少地方的村干部常常采取一些非正规的手段来对付缴费不及时以及超生户，一些方式甚为粗暴。如为完成上级分派的征缴工作和计划生育任务采取拆房子、拿家具、体罚等暴力方式。这些历史场景并没有随着农业税的终结和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而烟消云散，时间并没有冲淡这些老人的记忆，昔日村干部掠夺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随时能够在村民的记忆中召之即来。在当时，国家为了充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地实现从农村攫取农业剩余的国家意志，为工业化、城市化的腾飞创造条件，常常默认基层干部的一些越轨行为，对他们吃拿卡要以及截留税款等灰色渠道扩大收入等行为举动常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了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