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中青三代歌唱家有关演唱问题诌议
从历史时代、年龄结构和演唱资历来看,在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进程中所涌现出的歌唱家应分为老、中、青三代,这三代歌唱家在生存环境、人生经历、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师承关系、审美取向、艺术修养、人文修养等方面各有差异,所以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演唱风格特点、声型特点和发声方法特点,当然,由于历史发展、文化转型等种种因素,三代歌唱家在演唱上的正面问题和负面问题也是同时并存的。
从延安时代起家的歌唱家以郭兰英、王昆为代表,从六十年代起家的歌唱家以胡松华、郭颂、才旦卓玛、邓玉华等为代表,从七十年代起家的歌唱家以李双江、吴雁泽、马玉涛、姜嘉锵、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何纪光、克里木、刘秉义、柳石明、耿莲凤、张振富等为代表,他们是我国当之无愧的老一代资深民族声乐歌唱家群体。他们自身的声音形象和所演唱的声乐作品,所体现的审美特征和人文内涵,作为一定时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存在,必然在我国民族声乐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象征性和代表性。他们一般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人格上不断追求完善,他们的个人际遇、情感世界、价值观念、审美思想和艺术追求都有着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特征。从思想性来说,他们的歌唱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煽动性,有感召力、说服力,有使命感、神圣感、崇高感;从艺术审美品格(人品、艺品)来说,她们以整个生命来歌唱,歌唱不是象现在这样为了世俗的职业、生存、名利,她们是把嗓音做了投身时代的武器,歌声中有血有泪、有情感、有理想、有追求、有则任、有博爱、有鞭挞、有赞颂、有祖国、有党、有人民。从艺术性来说,他们之所以声型卓异、风格超然,少有雷同、相仿者,正是因为他们在追求和成功艺术的过程中具有超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学习、自我提升、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而在没有或少有前车之鉴的声乐文化背景下,羽化得道,自成高格,笑傲歌坛。
从师承关系来说,老一代歌唱家除了李双江和吴雁泽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声乐训练,接受训练也是间接的,他们更多的是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参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演唱才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突出的个性,反之,如果他们的身后有一大堆老师罩着,他们也会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end##
在歌唱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历来有“博采众长”的求师学习理念,可是这种理念恰恰会带来负面效应,往往也许是你接受的训练越系统,教过你的老师越多,对你的演唱风格和个性的形成就越会成为羁绊和累赘,因为你的声音观念、审美意识等长期以来一直被老师所左右,你始终是一个被动而消极的接受者。这种现象在当下年青一代的歌手中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全是清一色的科班出身,接受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从中学(有的甚至从小学、初中就已开始了正规的声乐训练)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实施程序化、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马拉松式的全方位训练,这样一来,从声音技术角度似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超了,但是,真正有创造性、有鲜明个性的歌手却寥寥无几。其原因在于承担声乐训练的教师有以下致命的弱点和弊端:一、受自身思维定势的影响,其教学方法都是模式化的、千篇一律的;二、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教授学生有急功近利、快捷速成之嫌;三、受“名师效应”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渴望寻求声乐名师指点,而“名师效应”导致“马太效应”,于是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声乐教学的“近亲繁殖”格局,使得发声方法越来越单一化、趋同化,从而出现“千人一腔、万人一面”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其实,所有的“名师”都不是万能的,在名师那里你所得到的最多也不过还是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发声方法而已,而其它诸如生活体验、情感体验、风格特点等纯自我的东西,在名师那里是学不到的。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唱红的蒋大为、德德玛、拉苏荣、关牧村、杨洪基、彭丽媛、殷秀梅、程志、远征、郑绪兰、阎维文、张也、宋祖英、董文华、万山红、聂建华、刘斌、吕继宏、戴玉强等,就出道的早晚、年龄结构以及演唱艺术资历来看,应该列为中年和半中年歌唱家了。他们的歌唱在发声规格、风格特点、审美价值、文化蕴涵等领域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层面。因为,一方面,他们演唱的音域、张力、音色、共鸣、气息、咬字吐字等方面,都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和一定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的出生、成长和生活的年代经历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困难期、文革时期、知青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他们有着艰辛的人生磨砺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文化素养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历史观是比较完善的。其实,严格说来,蒋大为、德德玛、拉苏荣、关牧村、杨洪基、彭丽媛、殷秀梅、程志、远征、郑绪兰、阎维文、张也、宋祖英、董文华、万山红、聂建华、刘斌、吕继宏、戴玉强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学院派出身,他们所接受的声乐训练都不是很系统,都基本上是通过参加短期进修、培训而提升自己的演唱技艺的,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拿到了“声乐硕士学位”,但在此前他们早已经是成名成家的人了,拿不拿什么“声乐硕士学位”也并没有实际意义。应该说,他们的成名并不是偶然的“一朝得道、点化成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和成绩,他们是有一定的文化来历和背景的,他们都从生活的最底层走来,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饱受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语言语音、审美情趣和该地区该民族的独特民歌、戏曲等文化的熏陶和濡染,所以,他们的演唱是有着一定的文化底蕴、内涵和品味的,他们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歌唱艺术家并不完全是由声乐教师培养出来的,而很大程度上是生活、社会和时代造就出来的。难道仅仅学了一点发声的方法,便一个个成了歌唱家吗?作为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的歌唱家,绝对不应该象掌握了一些发声方法那么简单。凡是被认为是歌唱家和以歌唱家自居的人们,应当扪心自问一下,你在传播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如果仅仅是以炫耀发声技巧为能事者,就没有资格担当歌唱家的头衔和名声。许多民间原生态歌手的演唱虽然从声乐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发声方法不是那么“科学”、“先进”和“规范”,然而,他们的歌声中承载着诸多的文化基因和信息,唱歌是他们的血液和肌体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生命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由于传播媒体的转型和发达,九十年代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年青的歌唱演员既要有漂亮的听觉形象,又要有良好的视觉形象,两者得兼才能拥有更多的观众。回顾八十年代初期以前,歌唱家除了在少量的现场演出中直接面对一些观众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欣赏者之于被欣赏者可以说是一种只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欣赏者是通过广播、收音机、磁带等就现在而言并不发达的单媒体来认知歌唱家的声音形象的,至于歌唱家的身体形象自然无从要求了,因此,那时候听众对于歌唱家的那种神秘感和追慕多来自于声音形象。中国的媒体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始于九十年代,电视媒体的滥觞也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九十年代以来的青年歌手是媒体时代的宠儿,他们很容易露脸,也能够比较快捷地出名,凭一首歌、一次晚会、一次比赛(如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和青年歌手大奖赛)一夜走红的歌手也屡见不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于价值观、审美观的转型,再加上媒体的炒作、包装和引导,人们逐渐淡漠和缺失了对歌手的文化深度和文化品味的要求,他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歌手(歌手尤其对女歌手)漂亮的脸蛋和漂亮的声音上,不再注重“她唱什么”,而在注重“唱着的她”和”她怎么唱”了。也正因为这样,九十年代以后的歌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既要具备良好的身体形象条件,直面接受观众的感官审视,又要具备比较高超的声音技巧条件,接受听觉挑剔,前者和后者的不利因素都无疑将影响其成功。由于这时候的歌手一般都出生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他们人生经历简单,生活体验匮乏,思想情感单薄,在演唱中常常表现出“为唱新歌强作愁“、“为唱新歌强欢笑”式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在他们的骨子里不能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明确的人生信仰为依托,因而歌唱的终极目标也似乎成了对声音技巧的无限追求上。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关于歌唱问题的著名诗句“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 ,是对盛唐时期一种浮躁的歌唱现象的批判性定义,现在这个定义也仍然是我国老、中一代歌唱家和青年一代歌唱家歌唱问题的真实写照和注解。
由于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日趋推进和发展,再加上物质主义时代拜金之上的媚俗,当下的声乐教育领域几乎成了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本市场”,已经完全不像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那样纯粹和高尚,为艺术而艺术。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歌手,要想走上成功的道路,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目前,在一般的省会城市上一节声乐课需要一百至两百元学费,而北京和上海一节声乐课则一般都需要四百至六百元的学费,有的甚至高达八百至一千元,只因为中国声乐教育的精英和名师大多高居于北京和上海,他们有着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全国各地“镀金”而来的歌手纷至沓来、迎接不暇,这些歌手原本就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演唱水平,而这些“精英”和“名师”们仍然品头论足、挑肥拣瘦,非“绩优股”式的投师者不收,为什么?因为声乐的最科学的方法和灵丹妙药势必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然而,就在这种高昂的学费代价下,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走着歌唱事业的道路。我国古代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看看我们现在的莘莘声乐学子们,大有“歌中自有黄金屋”、“歌中自有颜如玉”的意味。
这就是中国民族声乐繁华背后的现状。想成为歌唱家吗?你得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行,即便你有非常优异的歌唱天分,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来做铺路石,你的梦想是不会成真的。因为做一张属于自己版权的演唱专辑CD、拍一部上档次的音乐电视、参加一个推销自身的晚会和一次重要的声乐比赛,等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其实现在许多所谓的青年歌唱家其成功之路基本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而个别艰辛的跋涉者偶然也跻身于歌唱家之列,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也是侥幸和运气而已。
总之,我国的老、中年歌唱家大多都是平民化的,而年青一代歌唱家却是愈来愈趋向于贵族化,贵族化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两种鲜明的对比,该包含着多少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问题呢?在民族声乐蓬勃发展的进程中,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